古代人怎么做到集权的（古代统治者如何管好）

古代人怎么做到集权的（古代统治者如何管好）李晟治家严谨，其家法也被时人称为“西平礼法”（因为他曾被封为西平郡王），成为历代家教的表率。一次，李晟做寿，其女从婆家赶来为父亲庆贺。酒宴中，侍女来汇报说她的婆婆生病了，她自己不回去只是敷衍地派了个人回家照料。李晟知道了，很生气，教育女儿要像对待自己父母一样孝敬公婆。女儿听从父亲的训教，连忙收拾行装赶回去照料婆婆去了。随后，李晟还亲自到女儿家去看望亲家，表达了歉意。北魏的司空长孙道生，一生清廉节俭，骑马时用于遮挡尘土的一件熊皮做的障泥，总是洗了再用，破了再缝，多少年都不换新的，亲属也都自觉厉行节约的家风。皇帝派人编写的歌词“智如崔浩，廉若道生”就是为了号召全国的干部学习崔浩的智慧、与孙道生的廉洁。△李晟李晟是唐德宗时期的大将，被称为“万人敌”，虽然是一位行伍出身的看似“大老粗”，却从未忽视对子女的教育。

统治精英的品行优劣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的吏治状况，而与他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身边人”的行为往往密切地影响着政府的廉洁公正程度。

所谓的“统治精英身边人”，包括皇帝、后妃、大小官员的直系亲属、官员信任的下属以及与君臣有某种关联的其他人等，如远房亲属、师爷、朋友，甚至家中的僮仆、屯丁等。

因此，如何管束“身边人”是个系统工程。本期便盘点古代中国与此话题相关的正反例子。

以身作则，做廉政表率

北魏的司空长孙道生，一生清廉节俭，骑马时用于遮挡尘土的一件熊皮做的障泥，总是洗了再用，破了再缝，多少年都不换新的，亲属也都自觉厉行节约的家风。皇帝派人编写的歌词“智如崔浩，廉若道生”就是为了号召全国的干部学习崔浩的智慧、与孙道生的廉洁。

△李晟

李晟是唐德宗时期的大将，被称为“万人敌”，虽然是一位行伍出身的看似“大老粗”，却从未忽视对子女的教育。

一次，李晟做寿，其女从婆家赶来为父亲庆贺。酒宴中，侍女来汇报说她的婆婆生病了，她自己不回去只是敷衍地派了个人回家照料。李晟知道了，很生气，教育女儿要像对待自己父母一样孝敬公婆。女儿听从父亲的训教，连忙收拾行装赶回去照料婆婆去了。随后，李晟还亲自到女儿家去看望亲家，表达了歉意。

李晟治家严谨，其家法也被时人称为“西平礼法”（因为他曾被封为西平郡王），成为历代家教的表率。

此外，在唐朝还出了个以严谨闻名的“柳氏家法”。“初公绰理家甚严，子弟光禀诫训，言家法者，世称柳氏。”（《旧唐书•卷一六五》）

△柳公绰

政治家柳公绰对子女们也要求十分严格，经常教育子侄辈们要勤俭节约、尊敬长辈，同时还要求他们尊重府中的各种职员，不要因为职位低而轻视他们。在严谨家风的熏陶下，柳公绰的孙子柳玭写下了《诫子弟书》和《柳氏序训》，以此教育柳家后代。唐代柳公绰与其弟柳公权（著名书法家）、其子柳仲郢、其孙柳璧、柳玭等皆至高官，一门显贵。

家喻户晓的北宋名臣“包青天”包拯，也极其重视对子孙的品德教育，常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包拯还将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镌刻于石碑，镶在家中墙壁上。凡三十七字，真可谓言之谆谆，用心良苦。

古代官员在外做官，常与家人分隔两地，“家信”成为官员教育在老家子弟的一种重要方式。

明万历朝大学士沈鲤在京为官，经常写信约束在河南商丘老家的亲属：在出行上，不许儿子“出入公门，招惹是非”，“拜客只可骑马，不可乘车”；在产业上，要求自家减少田亩，不要多积财货，不要购置太多的房产田地，“使身终之日，留下争端，自取辱名”；在衣着上，要求家人子弟“衣服勿太华美，器用宁可欠缺”。他还经常写信提醒亲属“秋夏粮及早上纳，多加与些火耗，各庄上人，常约束他，莫要生事”（见于清代王士祯《池北偶谈》）。他不仅要求家人要遵纪守法，还要做善事：每年做一百件棉袄施舍给穷人；对于亲戚中的穷苦者、孤寡者也要经常接济。

△曾国藩

晚清名臣曾国藩非常重视对于儿孙辈们的教育。这在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他写给儿子曾纪鸿（时年仅九岁）的信中即可见一斑，信中写道：“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曾国藩家书》）教育儿子要成为君子，这样的期许较之一般的俭朴教育显得境界更高。后又谆谆教诲：“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这些是讲道理。而后，直接教育儿子如何做：“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通观曾国藩的一生，他的言传身教对于此后曾氏家族的儿孙成才，以及可持续发展都打下了扎实基础，值得今人反省、借鉴。

△包拯家训碑

△《曾国藩家书》局部影印

多措并举，防止倚势违法

在专制主义、官本位主义的中国古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思想是社会常态，在绝大多数下自然导致王公贵族大肆将优质社会资源本能地配置给自己的亲朋故旧们，久而久之容易堵塞大众上升通道，甚至危害社会日常生活的公平正义。因此就需要帝王将相们足够明辨是非，以道德力量（甚至是故意“举贤避亲”的态度）约束这一趋势的发展。

东汉明帝时期，“馆陶公主（光武帝的女儿，汉明帝的姐姐）为子求郎”（希望让儿子当上郎官），汉明帝不同意，他对大臣们说：“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则民受其殃，是以难之”（《后汉书•卷二》）；尚书阎章的妹妹是汉明帝的贵妃，而且阎章自身也很有能力，按照惯例应该晋升，但是“帝为后宫亲属，竟不用”（《资治通鉴》卷四十五）。汉明帝严格管束自己的亲属，不随意授予官职，因此史书对他的评价相当之高：“吏得其人，民乐其业，远近畏服，户口滋殖焉。”（《资治通鉴•汉纪三十七》）

宋代也出现过类似的事情。神宗向皇后的叔叔向传范在宋仁宗时已经担任过地方长官，到宋神宗时期，枢密院要选其为郓州地方长官，谏官杨绘上奏：“郓州领京东西路安抚使，不宜以后族为之”。——因为向传范是皇后的叔叔，杨绘认为从约束外戚的角度来看，不宜让他掌握太多的权力。有官员辩称说这不违反常规。宋神宗说：“得谏官如此言亦甚好，可以止他日妄求者。”（见于宋代叶梦得《石林燕语》）后来神宗稳妥考虑，任命向传范担任了重要性较低的潞州地方长官。

△朱元璋

明朝开国初年，很多功臣家的僮仆倚仗主人的权势，横行霸道，朱元璋知道了，他召集徐达等人说道：“尔等从我，起身艰难，虽成此功，非旦夕所致。比闻尔等所畜家僮，乃有恃势骄恣逾越礼法，此不可不治也。小人无忌，不早惩治之，他日或生衅隙，岂不为其所累？如治病，当急去其根，若隐忍姑息，终为身害。”朱元璋认为要治理功勋大臣家僮的劣迹，必须“急去其根”，实际上，朱元璋是要以“杀鸡儆猴”的方式警诫大臣们。朱元璋还对自己的“身边人”宦官定了很多规矩，不许宦官干预朝政，立了块三尺高的铁牌在宫中，上面刻着一行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在当时，“有内使以久事内廷，从容言及政事者，太祖即日斥遣还乡，命终身不齿。”并且告谕群臣：“自古贤明之君，凡有谋焉，必与公卿大夫谋诸朝廷，而断之于己，未闻近习嬖幸之人得与谋者。”然而，明代历史发展到后来，宦官的大面积专权局面仍然被恢复了，不可不谓遗憾。

清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十二月，顺天府（今北京市）接了一起旗人四舒、华善等与房山县百姓争夺煤窑的案子，案情不复杂，错在旗人强势。但是，旗人后面的靠山是当时的康亲王，所以，在顺天府丞王维珍审案的公堂之上，王府办差的人根本就没把顺天府放在眼里，带领一帮人大闹公堂。顺天府不敢怠慢，就把这事汇报给了康熙皇帝。康熙指示立即把大闹公堂的几个旗人拘押了起来，并特别批示：“四舒等挟制官司，横肆诟詈，情殊可恶！再加严审治罪，其主一并察议。”办事大臣汇报康熙，这些人是康亲王的手下，意思是提醒皇帝可否高抬贵手。康熙不吃这套：“朕止论事之是非，不论其为何人也。”（《清史列传•卷一》）

皇帝的话说到这份上，于是，执法部门立即“特事特办”，结果把四舒、华善给处决了，王府其他涉案的办事人员以及管理煤窑的官员都受到相应的处罚，康亲王虽然不知情，也受到罚俸的经济处分。同时，对于不畏豪强、秉公办案的顺天府王府丞，记功一次。

康亲王因为没有管束好身边人，使得身边人骄纵违法，因而受到重典严处，自身也受到了处分。而康熙皇帝并没有因为康亲王是自己堂兄而曲情庇护、纵容违法，堪称是个头脑清醒的皇帝。

△清刊本《资治通鉴》

对身边人管束不严，酿成祸患

当然，古代中国同样不乏统治阶层对“身边人”管束不严，从而引起政风败坏乃至民怨沸腾的情况，这是由专制主义的本质特点所决定的。

凤凰二年（公元273年）的一天，建康司市中郎将陈声在巡视时，抓获一个抢夺百姓财物的人，该人穿着讲究、态度傲慢，不像个落魄潦倒之人，一问，原来是皇宫中人，而且，是皇帝喜爱的妃子的手下。

陈声想，光天化日在天子脚下公然抢劫，还撞到我这治安官员的手上，于是，叫人把这个王妃的手下给处决了。他替京城和皇帝做了件好事，打击了黑势力。没想到，“姬诉于吴主，吴主怒”，王妃在吴主孙皓面前哭哭啼啼告了状，孙皓对陈声很来火。此后，孙皓找了个由头，竟然用热锯子把陈声的头给锯断了，使其身首分离，很惨。

可见，在古代官场，得罪了某些无理智高官的身边人，下场很不乐观。最后，吴国毁在了昏庸暴虐的孙皓手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记载，梁武帝萧衍的侄儿临贺王萧正德“昵近小人”，纵容手下在吴郡“杀戮无辜，劫盗财物”，在江乘“夺人妻妾，略人子女”，身为国家高干，还一度投奔外敌，长期干着强盗行径，品德很差。

△梁武帝

对皇亲贵族一直很包容、优待的梁武帝实在看不下去了，说：“难道你狼心不改，尽想干坏事、败坏国家大计才开心吗？”就把萧正德罢官削爵，发配远方。但梁武帝毕竟不是个成功的皇帝，萧正德还没抵达发配地，又赦免了他，还先后让他担任丹阳尹、南兖州刺史这样的实权官员。

作为自家侄儿，萧正德的每一次狂悖行为，都得到梁武帝的宽宥；然而，侄儿根本就不领情，反而变本加厉，“在任苛刻，人不堪命”，漠视手下为非作歹，最后豢养培训了一帮死士勾结侯景，于公元548年反叛梁朝。梁武帝如此姑息自己的“身边人”，换来的却是亡国的恶果。

当然，萧正德后来也被侯景这位所谓“朋友”（实质是一位反复无常的野心家）杀害，而萧正德之子萧见理在模仿其老爸抢劫商贾时，也被流矢射死。这可能是一种因果报应吧。

明英宗时期宰相“三杨”之一杨士奇的儿子，“居家横暴，乡民甚苦之”，但是，下层对于这样一位“官二代”的逢迎声却鹊起，所以长期在外为官的杨士奇也长期以来一直被蒙在鼓里，以为自己的宝贝操品端正。然而，杨士奇的好友、另一位同乡京官王抑庵回家休假时无意中耳闻目睹了杨公子的行为，就觉得不能隐瞒好朋友杨士奇，就一五一十地把杨公子在家干的坏事都说了出来。杨士奇很震惊，就找了个机会回老家“考察”儿子。然而风声却提前走漏给了杨公子，他故作机智地准备了廉价的鞋子和粗布衣裳，离开家门数百里外来迎接老父亲，结果杨宰相很感动，对自己儿子更加信任了，反而认为老王是眼红自己的官运，别有用心，“大不平之”，并且还利用职权之便，让朋友老王在原官位“踏步”了十多年，就是没让他进入权力核心层。不过，纸里终归包不住火：杨公子在老家干的坏事被乡民们举报到中央，杨公子被抓捕到京城，“处以重典”。杨宰相后悔已经迟了。

总结

总之，古代官场虽然不乏一些廉洁官员以身作则、重视教育、严格管束“身边人”，甚至以一些制度来约束身边人的好典范；但是，古代历史上官员“身边人”的劣迹还是频出，导致对法律规制乃至社会公平正义的粗暴践踏。因此作为对现代政治体制的经验教训而言，就要求必须建构一套能“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的相对完善的制度，不容特权存在，才能从根本上制止歪风邪气，实现吏治的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