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里的叙事形式：李庆西 三国演义的叙事悖谬

三国演义里的叙事形式：李庆西 三国演义的叙事悖谬《三国演义》清初大魁堂本插图司马懿谋死曹爽王允授计诛董卓《三国演义》清初大魁堂本插图从《三国志》和裴松之注所引魏晋诸史来看，汉末至三国之风俗人心颇似纵横家大行其道的战国时期，在割据与纷争的大格局中难以确立衡定的价值理念。顾炎武论及周末风俗说过这样的话：“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日知录》卷十三）其实三国亦如七国，处处要讲权谋机变，也很难容得下“礼”与“信”二字。但看《三国演义》，小说家倒是很有意识地表现这般历史风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将权谋和计策施用推向极致。众多军师和谋士的运筹和较量读者自是耳熟能详，诸葛亮、庞统、荀彧、荀攸、贾诩、程昱、郭嘉、司马懿、鲁肃、张昭、阚泽、陈宫、田丰、沮授、审配……这些智谋人物和计策之用也成了英雄造世的重要推力。其实不光是战场上的智力角逐，从王允的连环计到司马懿智赚曹爽，从刘备的韬晦之计到东吴几度废立之局，这世界人人都在玩心眼儿玩计谋，书

曹操煮酒论英雄

《三国演义》清初大魁堂本插图

然而重要的是，撇开了道德因素的英雄人格，倒是更为契合那个纷乱时代的伦理常例和复杂的政治生态。这也是刘备、曹操、司马懿那些人物之所以能够摆脱脸谱化的根本原因。其实，即便相对次要的人物，譬如吕布，亦因此获得了既招人喜爱又让人鄙夷的多面性（关于吕布，可参见本书《白门楼记》一文）。有意思的是，小说明明以忠奸对立模式展开叙事，许多角色并不是简单地标识为好人坏人。比如，王允以貂蝉美色设套，使董卓、吕布反目为仇，最后成功地刺杀董卓，此公为汉室之存亡续绝可谓苦心卓绝。可是连环计那种龌龊手段，以及刺董卓后主持朝政的大清肃（如缢杀蔡邕，不赦李傕、郭汜等），亦透露其性格中阴暗可怖的一面。

所有这些去道德化、去浪漫化的性格描述，无疑是对忠奸对立模式的矫正。应该说，小说家以“尊刘抑曹”的立场叙写蜀汉悲剧，大抵反映着宋元以后现实语境带来的悲慨诉求，“汉贼不两立”的决绝立场恰恰符合想象中建构国家意识的终极信念。但是，如果完全按照这种理想模式去描述故事和人物，一切都会成为标签化的东西。所以，小说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回到了历史现场，在三国语境中刻画三国人物，这就大大消解了忠奸对立的说教意图。

王允授计诛董卓

《三国演义》清初大魁堂本插图

从《三国志》和裴松之注所引魏晋诸史来看，汉末至三国之风俗人心颇似纵横家大行其道的战国时期，在割据与纷争的大格局中难以确立衡定的价值理念。顾炎武论及周末风俗说过这样的话：“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日知录》卷十三）其实三国亦如七国，处处要讲权谋机变，也很难容得下“礼”与“信”二字。但看《三国演义》，小说家倒是很有意识地表现这般历史风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将权谋和计策施用推向极致。众多军师和谋士的运筹和较量读者自是耳熟能详，诸葛亮、庞统、荀彧、荀攸、贾诩、程昱、郭嘉、司马懿、鲁肃、张昭、阚泽、陈宫、田丰、沮授、审配……这些智谋人物和计策之用也成了英雄造世的重要推力。其实不光是战场上的智力角逐，从王允的连环计到司马懿智赚曹爽，从刘备的韬晦之计到东吴几度废立之局，这世界人人都在玩心眼儿玩计谋，书中这些描述更甚于《三国志》和魏晋诸史提供的史实，这部讲史小说最大的虚构成分偏偏就是那些编织谋略的情节。

司马懿谋死曹爽

《三国演义》清初大魁堂本插图

但从另一方面看，小说叙事不可能完全回到三国现场。首先，不能忽视其成书在中原沦丧后的实际语境，此际以小说重述那段“分久必合”的历史，自然难免代入国家认同的政治伦理；另外，宋代士人和儒者因“君子小人”之争而相激相荡，早已确立了忠奸对立的思维模式。因之，小说家借讲史阐发国家意识形态自是其叙事意图之一，而小说文本亦必然反映读者构成的能动性（不能忽视之前说话、戏曲与接受层面之互动）。尤其后来通行的毛宗岗评改本，叙述者的政治情怀和道德情怀更是处处可见。最明显的是对蜀汉政权合法性、正义性的充分肯定（有关《三国演义》的争论多半缘此而发，大抵由历史评价纠缠其间），除了表现刘备之仁厚与政治正确，还突出塑造关羽的忠义和诸葛亮的忠恪。

小说家用一套近乎完美的君臣关系阐释家国伦理大义，却又无可奈何地让所有人置身于那个龌龊而黑暗的世界。

三

有关人物形象的悖谬因素，亦须作进一步探讨。

鲁迅说《三国演义》要写曹操之“奸”，结果倒像是“豪爽多智”，而类似的悖谬还见于刘备与诸葛亮：“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按鲁迅的看法，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似乎往往用力过甚，以致出现反面效果。这不能不说是叙事悖谬的几个显例。关于“刘备之长厚而似伪”，民间向有“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的歇后语，无疑亦是受众的一种共识。

看上去确是“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但这未必就是文章的缺失。其实，“欲显……而似……”这种悖谬恰好显出性格塑造的某种妙诣，即由不同话语路径楔入而形成叙述张力，凸显人物形象的多个侧面。

按说，刘备本性良善是小说刻意用笔之处，但问题是：人主之仁厚大抵与治国平天下之宏大目标相联系，故而往往转移为手段，脱离其仁者之本义。作为统驭人心（或曰“收买人心”）的手段，实际上很难摆脱某种伪饰意味。比如，第四十一回（《刘玄德携民渡江赵子龙单骑救主》）当阳撤退携十万民众而不弃不离，乃谓“夫济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云云，其实目标恰恰已非“以人为本”，而是“济大事者”。所以，后来就有阵前摔孩子的一幕。毛宗岗评曰：“袁绍怜幼子而拒田丰之谏，玄德掷幼子以结赵云之心；一智一愚，相去天壤。”称之为“智”，乃政治理性，亦是一种心机，是以仁厚统驭人心的表演与说辞。然而，相比董卓、曹操、袁绍、袁术、吕布、孙权、司马懿等各色强人，刘备身上“恶”的成分确实很少，却未必没有“伪”的色彩，其性格刻画之妙，亦恰恰在于很难落实为长厚还是伪善。他的某些仁义之举，如“三让徐州”，竟让人看不透是出于仁者谦谦之意，还是为赚取名声的作秀，抑或军事上的审时度势？人物形象能有这些耐人寻味的多面性和不确定性，实在是一种极好的叙事手段。

刘玄德平定益州

《三国演义》清初大魁堂本插图

过去有一种流行说法，认为《三国演义》写的全是类型化人物（更有脸谱化之说），其实像刘备、曹操、袁绍、吕布、关羽、孙权、周瑜、诸葛亮、司马懿这些人物，都是极富审美内涵的复杂性格。正因为他们身上集合着某些悖谬因素，绝非单向度的描述，很难用某一类型去认定。比如，曹操就是另一个典范，其雄才大略与无赖气质集于一身，生性狡狯而豁达，权变而清通，多疑而果断……你能说这是何种类型人物？

（按：《三国演义》人物众多，大多亦属类型人物，但若干重要人物不在此列。究之根源，类型化造型应归咎三国题材的戏曲作品。三国戏至少在元杂剧中已是一个重要门类，后世京剧和各种地方剧种的三国戏更是不胜枚举，影响极大。戏曲注重情节与冲突，至于人物塑造往往只能凸显性格之某个方面，如戏台上的曹操多半就是凶残奸诈的二花脸。在文化尚未普及时代，民众接受的三国叙事主要是三国戏，而不是文字表述的《三国演义》，来自戏台的脸谱化印象很容易形成某种接受定势。）

白门楼曹操斩吕布

《三国演义》清初大魁堂本插图

在《三国演义》书写的大量人物中，占据道德制高点的是刘备与关羽，而偏偏刘备有伪善之嫌，关羽则刚愎自矜，即按古人的道德准则，他们也不是完人。关羽丢了荆州，刘备轻率伐吴，亦是由性格缺陷造成重大失误。有意思的是，小说从各种悖谬因素中挖掘人性的丰富性，并不追求人物性格的十全十美，反倒大大彰显其政治正确和道德情怀。尤其关羽，俨然成为正义和道义之神（关羽成为官方与民间祭祀的神祇，亦与小说传播的显圣有关，此姑不论）。此中手法之高明，远非一味颂扬正气的《杨家将演义》《说岳全传》那样的历史演义所能比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