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里的叙事形式：李庆西 三国演义的叙事悖谬

三国演义里的叙事形式：李庆西 三国演义的叙事悖谬刘玄德初顾茅庐作为讲史小说，《三国演义》自然不可能改写赓续曹魏的司马氏最后一统天下的历史事实。但不管结局如何，基本叙述过程纳入了“汉贼不两立”的对抗语境，并且不断再现蜀汉军事征伐之辉煌，以其合法、正义和持续胜利操纵读者的审美反应。这是一种留滞或延宕的叙事策略，可以暂且撇开实际的历史进程，用一系列文本事件构筑另一种历史存在。也就是说，结局归结局，重要的是讲述过程。一《三国演义》叙事逻辑最明显的悖谬是优汰劣胜，最具政治优势的蜀汉最先出局，赢家是篡汉的曹魏，最后得天下的又是篡魏的司马氏。从大处看，小说并没有篡改历史走向，但小说提供的伦理和情感内容却与历史本身的经验范围形成某种错位。问题就在这里。在小说语境中，刘备绝对是“政治正确”，作为汉室嗣息，又极具“以人为本”的仁厚色彩，更有诸葛亮这样安邦定国的良相和谋略大师，加之关张马赵黄等骁勇善战的一流战将，政治上军事上都占尽优势。还有一点很重要，从先主

鲁迅对《三国演义》多有负面评价，在一次讲演中列其“缺点有三”：曰“实多虚少”，曰“描写过实”，曰“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四讲）。这里不拟讨论前两条关于虚实的问题，其中第三条意见涉及叙事悖谬，鲁迅作此解释：“作者所表现的和作者所想象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写曹操的奸，而结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要写孔明之智，而结果倒像狡猾。”应该说，这种悖谬恰好印证了这部小说美学意义上的复杂性，其中有些问题可以作进一步辨析，好像不只是一种“缺点”。

笔者认为，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关于古代小说的研究，主要追溯其缘起、著录和体式之沿革，或亦涉及叙事艺术和审美批评，自有洞贯灼见，但未必都是不易之理。即如“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之说，就很有讨论余地。应该说，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考察的问题。

批评家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曾提示过这样一种创作现象：“一个作家原来企图写一部较好的作品，或是某一方面较好的作品，而现在作品已经写出来了。结果是，他从前的具体意图倒不是他的意图了。哈代笔下的乡巴佬警官说过：‘他就是我们寻找的那个人，那是真的，可是他并不是我们要找的人，原因是：我们寻找的那个人并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意图说的谬误》）这就像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不经意处自有收获。

当然，这种悖谬在《三国演义》中可能呈现更为复杂的情形，事实上很难断识，小说家是要将历史进程演绎为一种忠奸对立模式，还是以人物各自命运印证“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旷世谶言？这部大书，既是表现忠勇节义的英雄叙事，何以又成了玩转谋略的优胜记略？

一

《三国演义》叙事逻辑最明显的悖谬是优汰劣胜，最具政治优势的蜀汉最先出局，赢家是篡汉的曹魏，最后得天下的又是篡魏的司马氏。从大处看，小说并没有篡改历史走向，但小说提供的伦理和情感内容却与历史本身的经验范围形成某种错位。问题就在这里。

在小说语境中，刘备绝对是“政治正确”，作为汉室嗣息，又极具“以人为本”的仁厚色彩，更有诸葛亮这样安邦定国的良相和谋略大师，加之关张马赵黄等骁勇善战的一流战将，政治上军事上都占尽优势。还有一点很重要，从先主到后主，蜀汉一向内政稳定，几乎没有内部讧争（唯诸葛亮死后魏延倒戈，旋即被灭），而魏、吴两国屡见废立之局，宗室和权臣的内斗相当惨烈。蜀汉看上去样样都好，虽说后主昏聩、平庸，比起曹魏三少帝和孙吴三嗣主也差不到哪里去，何况有姜维这般忠心辅主的大将军，可到头来非但未能进取中原，自己却先覆亡。这故事如何讲得通？

作为讲史小说，《三国演义》自然不可能改写赓续曹魏的司马氏最后一统天下的历史事实。但不管结局如何，基本叙述过程纳入了“汉贼不两立”的对抗语境，并且不断再现蜀汉军事征伐之辉煌，以其合法、正义和持续胜利操纵读者的审美反应。这是一种留滞或延宕的叙事策略，可以暂且撇开实际的历史进程，用一系列文本事件构筑另一种历史存在。也就是说，结局归结局，重要的是讲述过程。

刘玄德初顾茅庐

《三国演义》清初大魁堂本插图

其实，汉末的豪强纷争不能简单地判识正邪之分。按史书记述，蜀汉一方自然不具有小说描述的诸多优势，诸葛亮也没有那么神奇。宋人苏辙《三国论》分析曹操、孙权、刘备三人优劣，认为刘备“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于二人者”。不过，他认为刘备用人行事略有汉高祖刘邦之风，可惜是“不知所以用之之术”。苏辙具体提出这样三条：一、“弃天下而入巴蜀，则非地也”；二、“用诸葛孔明治国之才，而当纷纭征伐之冲，则非将也”；三、“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将以攻入，则是其气不足尚也”。前两条说的是诸葛亮的问题，最后是指刘备亲自率师为关羽报仇之事。入巴蜀是诸葛亮三分天下的战略擘划，但在苏辙看来远离中原就很难争天下；至于诸葛亮相业有余而将才不足，原是《三国志》本传之定谳。不管苏辙的分析是否正确，他所依据的正是蜀汉僻陋一方之颓势，这是宋代以前人们所知道的三国事况。显然，后来成书的《三国演义》给刘备、诸葛亮和蜀汉将士注入了正义和道义的力量，亦赋予其种种神奇色彩。

将美好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符合悲剧美学原则，也便于掩盖叙事的逻辑悖谬。

定三分亮出草庐

《三国演义》清初大魁堂本插图

小说在编织蜀汉神剧的同时，似乎并没有完全回避它走向衰亡的若干缘由。最严重的挫败自然是荆州之失。因关羽被害，刘备率师伐吴，结果兵败猇亭，又殁于白帝城。同样，关羽的噩耗亦导致张飞之死。小说不是绕过这些对蜀汉不利的史实，只是挫折之后又不断注入新的叙事动力，让读者欣喜之中产生新的期待。如，刘关张之后，诸葛亮重拾连和东吴政策，很快扭转了外部局势，其国内情形转而蒸蒸日上：

却说诸葛丞相在于成都，事无大小，皆亲自从公决断。两川之民，忻乐太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又幸连年大熟，老幼鼓腹讴歌；凡遇差徭，争先早办。因此军需器械应用之物，无不完备；米满仓廒，财盈府库。（第八十七回《征南寇丞相大兴师抗天兵蛮王初受执》）

在阅读中这样的概述很容易被忽略，但这是小说家确立的一种叙述基调。接下去便是诸葛亮征服南方蛮夷的战争，“七擒孟获”写得绘声绘色，大为提振人心。然后进入“六出祁山”的连续征伐，因为已将战场推至魏境，不难让人对蜀汉的王者之师正义之师充满期望。其实，蜀军进入的只是魏国边陲之地，尚且不能据而有之——即便按小说描述，诸葛亮最终也是寸土未得。然而，读者脑子里不算这本账，人们印象至深的却是蜀军捷报频传：陈仓道口斩王双，木门道中狙杀张郃，上方谷火烧司马懿……小说家笔下蜀军总是胜多负少。纵然遭遇“失街亭”而深陷危局，一出“空城计”化险为夷，继而“斩马谡”更将诸葛亮治军之法、德、情一并提升和完善。改编为京剧的《失空斩》可以说是浓缩了这部小说最重要的叙事策略，也即如何将实际的不利转化为精神层面的胜利。

孔明智退司马懿

《三国演义》清初大魁堂本插图

诸葛亮殁后，又有姜维“九伐中原”的故事。虽然依旧虚构蜀军的胜利，但虚构的军事优势在逐渐消弭，因为距离蜀亡不远，小说叙述不得不照应被叙述的历史。这期间宦官黄皓成了颠覆性因素，第一百十三回（《丁奉定计斩孙綝 姜维斗阵破邓艾》）和一百十五回（《诏班师后主信馋 托屯田姜维避祸》）两度说到黄皓唆使后主诏令姜维撤军，因此北伐之计终成画饼之谈。其实，小说是将黄皓弄权的作用放大了。姜维从祁山回来要杀黄皓，后主解围说：“黄皓乃趋走小臣，纵使专权，亦无能为。”这个出自《华阳国志》的说辞倒是一句大实话。黄皓乱政之事固然亦见史书记载，但要将蜀亡的根源归咎这“趋走小臣”，实在是过于勉强。不过，这乱臣贼子的解释亦自有读者的经验介入。

于是，英雄牌打不下去的时候就变成了冤情牌和悲情牌——愈到后边，姜维苦其心志的征伐愈是显得悲慨而动情。其假手钟会逆袭天下的诈降之计几乎功败垂成，姜维自刎前仰天大叫：“吾计不成，乃天命也！”读者看到这里，真可为之一哭。毛宗岗说“先主基业，半以哭而得成”（第一百十九回《假投降巧计成虚话再受禅依样画葫芦》总评），此言不假。悲情本身亦是道义优胜的表达方式，这里情感意义变成了指示意义，足以控驭读者心智，弥合那种优汰劣胜的逻辑悖谬。应该说，不是弥合，是直接删除。

蜀亡于乱臣贼子，更亡于天命，便无可究诘，剩下的只是情感因素替换了叙事逻辑。

二

就文本而言，《三国演义》复杂的叙事意图不像是叙述者的主观意图，这样说似乎本身也是悖谬。不过考虑到这部小说由史乘到“说话”再到成书的整个过程，其叙事意图亦未必就是小说家自出机杼。按照所谓“元叙事”的本体论观念考量，在相互缠绕的各种意图中，建构“政治正确”的忠奸对立模式无疑是最重要的叙事动机，亦借此表达了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的士人情怀。自开篇刘关张桃园结义开始，小说就以忠诚二字捏合了公义与私谊，归结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行为宗旨，其中包含的人伦道义自然构成了叙事话语的正义性。然而，仅凭道义和忠义、正义不能实现光复汉室的政治目标，在武力纷争的杀局中自然离不开武力塑造的英雄主义。

祭天地桃园结义

《三国演义》清初大魁堂本插图

这就有一个问题：三国语境中的英雄主义有其特殊语义，实际上往往与机会主义互为表里——因为“英雄”既以天下为念，成其功业与建树，不能不倚助机会主义运作。落实到故事里，心机、谋略与手腕不仅是叙事策略，也被作为一种英雄品格而加以描述和褒扬。譬如，刘备得益州之前，投靠过袁绍，依附过吕布，归顺过曹操，又奔走于刘表、孙权之间，那些豪强没有一个是他真正的盟友，也没有一个彼此能够好聚好散。作为权且之计，如此蝇营狗苟斡旋于各派势力，要说是生存之道抑或未可厚非，可是却被誉为英雄韬略。小说一边扬厉节操与义行的政治伦理，一边则标榜甘受胯下之辱的生存法则，英雄主义的人格与道德原则无法聚焦于两个互相悖离的主题，却改头换面整合在机会主义的行动之中。说来这种行事方式并非源自说书人或小说家之想象，亦非魏晋史家之构撰，而是先秦纵横家的套路，甚至可以追溯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那种古老的充满励志色彩的政治传统。

在刘备开创蜀汉基业的过程中，弱肉强食和诡诈权变是两条最根本的原则。刘备挂靠刘表之日，诸葛亮总是惦着如何吞下荆州这块肥肉。后来出兵西川，是打着帮助刘璋抵拒张鲁的旗号。这里没有道义和忠诚可言，曹操篡汉是攫取中央政权，刘备觊觎的荆、益二州亦是汉家宗室地盘，他们的攘夺本质上没有区别。所以，曹操在刘备面前挑明了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在当日豪强纷争的语境中，英雄亦是枭雄、奸雄同义语，刘备有枭雄之称，曹操更负奸雄骂名，有趣的是偏是奸雄、枭雄二者煮酒论英雄。关于“英雄”，曹操给出这样的定义：“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这天地宇宙的说辞何其壮哉，却是剔除了道义与忠诚。一部弘扬忠勇节义的讲史小说，落实到主要人物的角色行为，归根结底还是成王败寇的价值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