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上山下乡时（燃情岁月难忘的上山下乡的日子）

难忘上山下乡时（燃情岁月难忘的上山下乡的日子）穿过樟树和李树组成的屏障，我们沿着一条石板铺成的小路进了村。石板路从村头一直延伸到村后的小河边，路两旁是显得很陈旧的房屋，很有年代的样子。屋顶一般都是黑的，黄土打成的土墙围着一个个不大的院落。村口有一个很深的水井，井台周围的石座上，坐着一些闲适的老人和洗衣服洗菜的妇女。看见我们走来，他们大声地用当地土话跟胜朋打着招呼。我一点儿也听不懂，只好礼貌着向好奇的人们傻笑着，心里别扭极了。过了渡船，远远的，就看见一个村庄掩隐在一片树林中，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樟树，做樟木箱的那种树。一片广袤的田野上，樟树呈现着青翠的绿色，而小树林是深绿色的。深绿色的树丛中，夹杂着盛开着白色花朵的树木 美丽的景色能引起很多的遐想。胜朋告诉我那开白花的是李树，我们这个村子盛产李子。这让我真的吃惊不小，我一直以为李子是北方的水果呢！永远是多久？那时的我是无法想像的。两年的时间对于我来说，已经是太久太久了。两年前

作者 高鲁燕

一、美丽的山村

三十年前，也是五月，我到闽北山区插队。

沿着平静而雍容的富屯溪，我乘坐着火车顺溪流而下。从县城到这个叫卫闽的小站大约一小时三十分。我不知道即将到来的新生活是怎样的，不知道将面对一些什么样的人群，不知道我会在这里呆多久？两年、三年、十年？甚至，永远？

永远是多久？那时的我是无法想像的。两年的时间对于我来说，已经是太久太久了。两年前，我不是才刚刚上高中么？那时，我每天背着书包上学、放学，和同学们在篮球场上疯跑，晨练完就到学校附近的红湖商场饮食店品尝美味的福州小吃，从来也不必担心腰包里没钱……那好像已经过去很久了，虽然我离开福州才两天。对于今天的我来说，把这些以往当作回忆都显得陌生了。

我在这个只有慢车停靠的小站下了车，这里离我将生活的生产队还有七、八里地。一个粗壮的青年拉着一辆板车来帮我拖行李，我就跟在这辆板车后面，开始了我的插队生涯。

帮我拉行李的青年叫黄胜朋，个子不高，却壮实的很。两口箱子、一个铺盖卷、外加脸盆、热水瓶组成的网袋，被他很轻松地放在板车上，很轻松地拉着往前走。更不可思议的是，途中必须经过一个渡口，连板车带行李，也被他轻松地放在了船上。至今我也没弄明白，他是怎样上船的。直至插队一年后，经历了一次可怕的“双抢”以后，我才知道，眼前的这几件行李，对从小就干农活的农家老大来说，真是轻松地可以。

过了渡船，远远的，就看见一个村庄掩隐在一片树林中，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樟树，做樟木箱的那种树。一片广袤的田野上，樟树呈现着青翠的绿色，而小树林是深绿色的。深绿色的树丛中，夹杂着盛开着白色花朵的树木 美丽的景色能引起很多的遐想。胜朋告诉我那开白花的是李树，我们这个村子盛产李子。这让我真的吃惊不小，我一直以为李子是北方的水果呢！

穿过樟树和李树组成的屏障，我们沿着一条石板铺成的小路进了村。石板路从村头一直延伸到村后的小河边，路两旁是显得很陈旧的房屋，很有年代的样子。屋顶一般都是黑的，黄土打成的土墙围着一个个不大的院落。村口有一个很深的水井，井台周围的石座上，坐着一些闲适的老人和洗衣服洗菜的妇女。看见我们走来，他们大声地用当地土话跟胜朋打着招呼。我一点儿也听不懂，只好礼貌着向好奇的人们傻笑着，心里别扭极了。

第一印像，感到这里不赖，有些像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不知是否可以把这个小山村称做“李花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间往来种作男女。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那天我所遭遇的，也如同偶然走进桃花源的渔人。“见渔人，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我也是这样在大队书记家的大厅旁，有了一个暂时居住的小房间，并和书记一家共进了一餐还算丰盛的农家晚餐。

晚上，我躺在十分陌生的屋顶下久久不能入睡。一个崭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心中是兴奋、疑虑和说不清的苦涩交织成的一团乱麻。四周静得有些可怕，嗨！还是睡吧。

二、大队书记

在没有看见我们的大队书记之前，我心中书记的形象还是很美好的，至少应该是比较高大威猛的。以前没有去过农村，更没有接触过书记一类的人物。所有关于农村干部的形象，以及他们的为人、品行、语言等，都来自文艺作品，并且基本都是北方农民，就象当时的时髦长篇小说《艳阳天》中萧长春那样的。

我们大队的这位书记名叫郑紫泉，名字虽不够响亮，却还有几分诗意，但形象却和有些诗意的名字相去甚远（更不能和饰演萧长春的演员相比）。不足一米六的身高，一对小眼睛不仅不炯炯有神，眼底还常年是红的，经常流眼泪。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早期白内瘴的症状。

郑书记的性格初看有些豪爽，声音很大，也有些武断，说什么就要什么，跟在他身边的人基本不能跟他争执，总是按他所说的去办。包括他的妻子在内，总是按照他的要求，去煮饭、去烫酒、去炒几个可以下酒的菜。

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这是时代和机遇给了他可以“豪爽”和“武断”的权利。当时的大队书记手中有着一些不可思议的权利，他可以扣除一些人的工分，并给另一些人增加工分；他可以安排一些人从事比较舒适的工作，并有生活保障（享有固定的工资或工分）；他可以大声地呵斥“四类分子”并让他们不停地往大队送他们辛辛苦苦砍来的木柴……最主要的，他掌握着我们这些知青的未来，他可以将我们中的一些人推荐去上大学、招工、参军（包括他自己的女儿），他不松口，你可能要在这里多呆上几年，五年、十年甚至更久。

从老知青那里知道并了解了大队书记的权利以后，再看郑书记，已经完全不像萧长春了。他在我的眼中是一个独立的，有自己个性的书记。只要在这片土地上求生存，你就必须敬他，服从他。在人家的矮檐下，想不低头是不可能的。

不过说良心话，郑书记对我还是很照顾的。在刚下乡的一段时间里，我在他家吃住，生活上方便了许多，也免除了许多因为生活不习惯，如挑水、砍柴等感到十分痛苦的活儿不会做而引起的烦恼。在生产队出工约一年多，就照顾我去当了民办教师……特别是在招工的时候，他又比较“武断”地为我提供了方便。

离开卫闽的前一天，我又在书记的家里吃了一顿饭。喝了一些酒后，书记很贴心地对我说：“没能帮你更多的忙，本来想帮你入党，可惜你又不愿写‘扎根决心书’。你们年轻人真的是没有经验，写决心书又没有关系，真的招工走了，也是服从国家建设需要。”

我愕然，原来生活可以这样！

（而当我在十几年后又看到他时，才知道那才是真正的郑紫泉老人！）

1988年，在我离开卫闽后的第12个年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又一次来到卫闽，来到我们这个叫做加元的村庄，再一次在书记家吃了一顿饭。不过他这时已不是书记了，既不豪爽，也不武断，连讲话的声音也弱了许多，眼睛的视力下降得厉害。面对儿子连生两个女孩还想再生第三胎的家庭窘况，他对外不能气粗地使用权利，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拆了他家的房子，搬走了电视机等贵重物品；对内也无法对高过自己许多的儿子说声“不”字！毕竟现在家中的家长是儿子，老人要靠儿子赡养。老郑对我们的到来似乎有些漠然，不冷不热，礼貌有加，亲热不足。也许，这也是他韬略的一部分？看到他把刚砍回的一担柴吃力地码在墙边，我的心里不禁产生一丝丝的隐痛。生活真是残酷极了，那个曾经的萧长春哪里去了？那个曾经豪爽武断的书记哪里去了？那个能掌握知青命运的一方酋长，如今也要砍柴么？

2002年，郑紫泉老人因病去世，我不知道他享年多少岁。

三、双抢记事（一）

每一个下过乡的知青，都不可能忘掉“双抢”。这是一年中农事最繁忙的季节，也是真正锻炼知青们意志的季节。能挺得过的，才能算是合格了。

刚下乡一个多月，还未真正适应从城里的中学生到下乡知青的角色转换，我就和乡亲们一起迎来了第一个“双抢”。

“双抢”第一天，我被分配去和一些老太婆一起晒谷子。想来这也是郑书记照顾的结果。

晒谷子是“双抢”中最轻松的活儿了（但工分也最少）。和我一起晒谷子的老太婆们，平时都是不出工的，一般只在家操持家务。但是“双抢”真的是太紧张了，她们也只好参加劳动，也可以挣些工分，补贴家用。在大约十五到二十天的时间内，将全生产队拥有的全部水田里成熟的稻子收回，将收获后的土地重新犁一遍，然后再插上第二季的秧苗。加上我们这个叫“加元”的生产队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旱地，这些土地上的花生、绿豆、黄豆、芝麻、西瓜等作物此时也拼命地和野草比赛长高，在这段时间内急需要锄草，晚一两天，就只能看到草而找不着苗了。因此，全队能动的劳力全部出动了，包括这些平时不出工的老太婆，以及放了暑假回家的中学生和小学高年级的学生。

虽说晒谷子已经是最轻松的活儿了，可还是让我感到吃力。一大早，先把昨天晒得还不够干的谷子平铺在席上，每过一会儿就得翻一次。快中午时，有人割回了新的谷子，席上的谷子也干了，就得收回仓库，把新的晒上。这些都还不算麻烦，最可怕的是和老天爷对抗。山区的夏天是真正的孩子的脸，一会儿哭，一会儿笑，雷阵雨说来就来。刚才还是阳光灿烂，一阵山风吹过，我刚想赞美这及时的凉风，只见那班老太婆们扭动这不太灵便的腰身狂奔起来，嘴中叫骂着什么。还没等我反映过来，凉风就裹着雨点来了。哦，原来是下雨了。老太婆们是奔向刚有些干燥的稻谷，要把摊在席子上的谷子收起来，送进仓。于是，场上一片混乱，真正的抢收。顾不得身上被淋得全湿，我也跟着大家乱忙起来。好不容易，才把谷子们送到安全的地方。还没喘匀气，一抬头，哟，太阳又出来了。于是，又从头开始。那天中午就是在这样的奔跑和忙碌中度过的，一共下了三场雨，我们反反复复收回和铺开了六次。到晚上收工，我累得都不愿动了，这辈子从未这样累过，倒在床上，立刻就睡着了，连梦都没做一个。

晒谷子一天以后，更严峻的考验摆在我的面前。由于不适应，我的双腿被不知名的小虫咬得面目全非，皮肤痒得不行，一直要抓破了才停止，而抓破的地方立刻化脓发炎。早晨出工还可套进一双拖鞋，到中午就肿得无鞋可穿。这还不算，紧接着是双腿淋巴结肿大，傍晚就昏昏沉沉地发起烧来。

我一口饭都没吃，倒在我的小屋里欲哭无泪。迷迷糊糊中，听见有人叫我，好亲切，好熟悉。我勉强睁开眼，看见黑暗中闪烁着一盏小油灯，灯下是郑书记的老伴那一张慈祥的脸。她为我端来了一碗黑乎乎的汤药，说是喝了再睡。朴实的她没有更多的话语，黑暗中的我却早已是泪雨滂沱。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默默地喝完了药倒头便睡。

从两岁多起我就开始独立生活了。幼儿园是全托，每两周回家一次；上了小学仍是住校，每周在家住一晚；上了中学我是基干民兵，住在学校值班护校；再加上每年两次的学工、学农，少至两周，多则三个月。出门在外早已习惯，小病小灾无所谓，也极少生病。象这类多愁善感的事很少遇到，遇到也能迅速调整情绪。可今晚却不能，那张油灯下慈爱的脸，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和过去在书中所曾看见的老房东、拥军大妈等等类似的人物形象逐渐重合，化为真实的人。我想，以后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不会忘记，不会忘记这个夜晚，不会忘记那碗草药……

第二天，我的病好了。我知道，那是那碗草药的功效。

四．知青夫妻

W和C是一对夫妻，全大队唯一的一对知青夫妻。

我刚到队里的时候他们正准备结婚，矮胖的C每天用崇敬和爱

慕的眼光追随着W，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她心底的幸福和惶恐。我困惑地问她，为什么下乡才一年又年纪轻轻就想嫁人？是看他长得很帅吗？C很认真也很诚实地回答了我的困惑，让我先是大吃一惊，紧接着又目瞪口呆！原来人和人真的很不相同。C说自己感到下乡的日子又艰苦又难熬，很想找一个人来养活自己。又说W真的长得很帅，全队男知青无人可比。我认真地把我刚认识不久的全队男知青在心底排了一下队后，不得不承认C的审美眼光。看来美在最原始的状态下，是有共性的。只是她的关于生存状态的认识以及对改变这种状态所采取的办法实在难以理解。改变生存状态其实有很多办法，实在用不着现在就走进婚姻。以我18岁的对婚姻朦胧、粗浅的理解，好象婚姻不该用这种态度来面对。

由于同是女劳力中的弱势，使我有比较多的机会和C接触。农忙时我们一同被分配去做一些较轻松的活儿（当然也拿比较低的工分），其他的几位相对壮实些的女知青 就得和农民中的妇女壮劳力们同工而不同酬了。因此，实在的说，我得到过太多的照顾。

那年农忙季节，我曾经有几天和C一起去花生地锄草，与C有了一些沟通和理解。我断断续续听了她过去的故事以及她的追求、她在追求过程中的幸福和痛苦，我似乎从中悟出了些什么。也许生活就是这样悄悄地教育着我们，让我们学会转换视角，站在生活的底层去体会小人物的无奈。

C是个很善良的人，她用自己的方式顽强的爱着W。在乡村那么艰苦的环境里，他们相互用艰苦的爱与命运对峙。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我才真正理解了淑珠。如果没有这些有些人可能不屑的爱情，脆弱的C真的很难熬过那艰难的岁月。不仅是生活的艰难，更难过的还是精神的孤寂。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有一样的坚强和远见，世界上也正是有了不同的人，才会如此这般生动精彩，才会有许许多多的人生故事。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亲眼见他们的生活走在一条艰难的路上。第一个儿子的不幸夭折，使才20 出头的C老了许多，说话做事都不年轻了。第二个孩子是女儿，孩子刚满月，C就在大队的照顾下当上了民办教师。因为W也要出工，孩子只好背在背上。矮小的C仿佛更矮了，孩子的小手把她的头发抓得乱七八糟，身上也常留着奶渍、尿渍，放了学得马上挑水、煮饭，由于生活窘迫，常常没有菜吃……其实，最痛苦的还不是生活的艰辛。

1976 年上半年起，停滞多年的招工开始了。一些人陆陆续续离开农村回城。到了下半年，一批一批地，走的更多了，我是12月30日离开卫闽的，是当年的最后一个了，算算那年一共回城了近20个人。可这一切都和他们俩人无缘，C仍一如既往地每天背着孩子去教书，W仍每天去出工，只是在原来担任电工的知青招工走了以后，他获得了去电站当电工的机会，比在队里出工稍好些，也有了一些生活保证。

看着和他们一起来的，比他们晚来的人都陆续离开了，夫妻俩的心情可想而知。生活给予他们的考验要比别人艰巨的多，在看不到希望的年代，在热闹过后的寂静中，两个人的相濡已沫才是渡过艰难的良药。一直到1979年，在国家有关政策的帮助下，他们才双双回城。这一年，他们都不年轻了。

四、 我们的家

在郑书记家住了大约半年，生产队专门为知青们建造的“知青

点”盖好了。我们——全队十多名男女知青，高高兴兴地从村子的各个角落乔迁进新居，迁进了我们这些游子的新家。

我们的家“雄踞”在村子的中央，晒谷坪的一旁，一面紧挨着贯穿全村的石板小路，三面是茶林、灌木和菜地，形成了一个相对而安静独立的小院。砌墙的材料是村民们盖房子还不多见的青砖，屋顶用一层青瓦铺盖在一片草顶土墙的民居中，它显得格外“洋气”。

每个知青都分到了一个9平方米的小单间，三合土夯实的地面散发着泥土的芳香，我在墙上钉了块木板权当小书架，在那张从郑书记家借来的、桌面凹凸不平的小桌子上蒙上一块花塑料布，再放上墨水瓶和插着几枝野花的茶缸，小小的房间倒也温馨可爱。

躺在我的小床上，我再次仔细地打量着我的新家——

我和左右邻居间的隔板是一块块薄薄的杉木板，也许是木料不够吧，在原本应铺天花板的地方竟无遮无盖，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屋顶的瓦片。而作为墙的那层青砖，也没能砌到顶，在离屋顶还有一米多就停止了。于是，我们的小屋空气好极了，除了一扇正规的窗户外，我们还有一大片的天窗，还有与其它兄弟姐妹的小屋相通的另外三面勉强还可以算是墙的墙。

在刚刚搬进新居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生活充满亢奋，整个白天都在期待着夜晚的到来。因为到了晚上，我们就可以在自己的新居所里放松一下。只是在自己的屋里说话，能立刻传遍“知青点”内的每一个角落，我们没有秘密，或者说是很难有秘密。我们常常躺在各自的床上引吭高歌，手边的《战地新歌》1、2、3集从头唱到尾，那有好几百首呢！因为唱得比较难听，所以每次“铺板音乐会”开始之前，就会有一人很自觉地先朗诵一段著名作家高尔基的名句：“即使嗓子象乌鸦一样，也没有理由停止歌声”。接着，这些比乌鸦好不了多少的歌声就此起彼伏，顺着四面通透的围墙四下荡漾，久久盘旋在寂静的山林中，让夜空不寂寞。

秋去春来，一晃大半年过去了。我们的热情降低了许多，日益繁重的体力劳动，使大家逐渐失去了欢乐的兴趣，“铺板音乐会”也很久没有召开了。艰苦的生活不留痕迹地把人推向平庸，许多从前津津乐道的憧憬也随着岁月流逝，我们还有希望吗？

两年后，开始招工了，知青间的关系显得有些微妙起来，大家之间的交往显得客气而生涩，毕竟在决定每个人的前途面前，只有成功者和失败者，命运决不相信温情和眼泪。

我比较幸运地提前离开了，临走时我甚至没有再仔细看看我们的“家”就匆匆上路了。到公社、县里办了手续，便登上了回省城的列车。当火车经过那个小山村时，我不禁将头伸出窗外——呵，它还在那儿！一片深绿色的茶林中，那灰黑色的房屋卧在那儿，早已没有了昔日的威风和神气，就象一头刚卸下重负的老牛，在微微喘息着。正是黄昏时分，那房屋的上空却没有往日的缕缕炊烟。我揉了揉发涩的眼角，在心底深深地叹了口气。这好象早已成了一种规律，每有一位知青伙伴离开那里，那所房子里就几天没有笑声，没有生气，仿佛房子也知道忧愁似的。

好些年过去了，我们按城市的节奏按部就班的生活着，没有艰难和困苦。新建的现代化高楼鳞次栉比，可我却总忘不了那座灰黑的，给我们带来欢乐和痛苦的村中唯一的“砖房”；晚上，我躺在“席梦思”软床上，仰望着平整光洁的天花板，脑海中却一直浮现着另一个我躺在山乡的单层瓦下，伴着支支做响的床板声，数那瓦缝里的星星；我还多次梦到，门前那棵高高大大的老樟树，屋后那片苍苍翠翠的茶树林……

1988年，我离开山乡的第12个年头，借着一个出差的机会，我和海芳、秀英结伴又回到了加元。坐在开往加元的班车上，我的心里涌出“近乡情更怯”的惶恐。12年的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当初那座记载着我们一段青春往事的老房子还健在吗？它还好吗？

一进村，我觉得自己心跳加快。一群十来岁的孩子审视地看着我们，眼中没有一点欢迎的意思；迎面走来老出纳，对我们的问候一脸的茫然，他居然已经忘了我们谁是谁？我们直接就来到“我们的家”，发现它的破旧程度比我梦中有过之而无不及。房子已倒塌了一半，留下一片断壁残垣，一人高的茅草包围着它，它再也站不起来了。我找到当年我们修筑的羽毛球场的位置，那条我们亲手用碎砖块一块一块铺就的边线还在，只是埋没在野草中，再没有人觉得它们的存在有什么意义。残破的老屋如果能醒来，它一定还记得当年年轻的男女知青们的欢笑和眼泪，一定会和着《战地新歌》的旋律，加入到“铺板音乐会”的行列之中。

1998年，特大洪灾之后，我又一次随摄制组来到加元。这次我们要拍一个反映知青生活的专题片，南平地区专门组织了老知青返乡活动，以便现在的人们回忆起当年的燃情岁月。这使我有机会再次来到老屋前——它已经荡然无存了！洪水将它的一切碎片都带走了，一点儿痕迹都没留下。我已经没有了寻找遗迹的兴趣，好象也没必要了。历史在昂头向前走着，与之相比，这座老屋似乎有些渺小，但它在我心中，却永远是高大巍峨的。

五、洪水来了

六月是汛期，每年的这个时候，村外的小河都会上涨许多，往日温柔恬静的河水，也会变得汹涌澎湃，浑浊的河水夹杂着大量的泥沙从上游浩浩荡荡地一泻千里，沿途不断地冲毁岸边的田园和房屋，一些不擅长水的家禽家畜尸体和房屋的碎片在浪中浮动着。我们的村边上有一道前些年修筑的堤坝，听说修了这道堤坝以后，村里已经安然度过好几个汛期了。可今年的情况好象有些不同，村民们都说今年的水特别地大。一天晚上，我们正在夜校为农民读报纸，突然，有线广播响了，告诉我们一个惊人的消息，说是下半夜洪峰将通过我们村，水位高于1969年，（听说1969年的洪水进村一人多高！）要求村里的男基干民兵立刻上堤坝巡视，一有动静就吹螺号。村民们听完个个忧心忡忡，急忙回家做准备去了。

不知怎的，我听完这个消息有些激动，有些刺激，却一点儿都不害怕。回到家中，大伙儿按照要求，整理着自己的细软，无非是几元钱、几件衣服。我往背包里塞上了几本自己喜欢的书和半包饼干，就觉得自己很富有，好象可以坚持好多天了。

我和我的伙伴们在那天晚上好象出了许多洋相：先是海芳想起来应该保护我们自己的那些带不走的家具和粮食。这个创意立刻得到了大家的肯定！毕竟对一个独自漂泊在外的穷知青来说，大水过后的生活，也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接着，朱丹把他的财产（主要是书）装在一口大箱子里，然后扛到老郑家的二楼，和他家的猪放在一起（最能让人聪明的书和最蠢的动物居住在一个空间里，足以气死孔老二，不过那个年代能气死孔老二的人和事，是可以称为英雄和壮举的）。不过原可以成为英雄的朱丹在返回的路上由于天黑路滑，也可能是心情过于激动，不幸地摔了一跤，带着满身的泥水，显得有些狼狈。最后大家决定把剩余的粮食、被褥等安放在房梁上临时搭起的小阁楼上。此时我们甚至有些感谢盖房者的偷工减料了，由于他们的疏漏，才使我们有了搭盖临时性建筑的空间，否则我们也许都要和朱丹一样，去和牲口争地盘了。

在这样混乱地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的时刻，男生们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只见W利索地爬上墙头，迅速用铺板架在墙角并用绳子固定，然后命令C将粮食和其他杂务捆绑好，以便他将这些物品拽上房梁。黑暗中（已经停电了），我们只听见C既害怕、又惊慌同时还有些幸福的呼叫 无奈的W只好又跳下来，收拾并捆绑好物品，再将它们拽上安全地带。终于，我们每个房间的墙头，都出现了一个小阁楼，每间屋子也变得空空荡荡，（除了那个随身携带的背包）。我还是不放心的将剩下的桌、椅、床等用绳子连接起来，要是洪水来了，门是要打开的，这样，也许家具因为都连接在一起，太庞大了，不易被水带走。几十年后的现在想想，却怎么也想不起来，那天我们是从那里找到那些绳子的。

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东西都收拾好了，忙乱的人们显得有些疲惫，可按规定是不许睡觉的，要随时准备撤离。这时，秀英勇敢地站了出来：“我来值班，你们都去睡，到时我来叫你们。”最后，她又加了一句：“我是基干民兵！”“哇噻”，真让人感动，好象电影上演的一样！也确实，这么多人，也只有她和海芳是基干民兵，其余的人只是群众。在危险的时候，都是群众跟随着民兵干部转移的，那也是电影上演的。

于是大家睡觉，秀英值班。

我很快就睡着了。还做了一个梦，梦中洪水果然来了，我们跟着村中的老乡，背着包，穿着雨衣向后山转移，民兵们果然在队伍一侧来回奔跑，他们背着枪，（也不知枪对洪水有什么样的威慑力）每人头上包着一块白毛巾，就象电影《地道战》中老忠叔头上的一样。我们在后山的山头坐着，吃着公社和部队送来的馒头，看着洪水飘摇中我们的家，心里难过极了，虽然它简陋、虽然它里面现在什么也没有，但那是我们的“家”啊！是我们这些游子赖以生存的家，是疲惫的身躯和心灵都能暂时小栖的地方……

还好，那只是个梦。眼一睁，我醒了——

窗外天光大亮，身边酣声起伏，洪水呢？值班的民兵秀英呢？昨晚我到底做了几个梦？一时间我糊涂了起来。看看身下，我确实是睡在光板床上，看看桌上，随身的背包整装待发，再看看地上，纵横交错的绳索将桌椅床脚捆绑在一起，这不是梦！起身出门，每个门中都走出了一个个脸上写着疑惑的人，独缺少秀英！

我们一起走到秀英的房间门口，看见女民兵秀英正在睡梦中，

她那件有些旧的衣衫上，似乎还留着劳碌的痕迹，但她的眉梢眼角分明洋溢着胜利的微笑。我们又轻手轻脚地离开了，还是不要打搅她吧，让我们的女民兵好好的睡一觉。

六、 朱老师和赛诗会

朱老师就是朱丹。

第一次看到朱丹很吃惊，这里怎么还有穿着那么斯文的人？那天我们刚从地里回来，个个蓬头垢面，汗流浃背，赤着脚，扛着锄头，基本都是破衣烂衫。而朱丹站在我们面前，整齐的、质地在当时还算高级的衣裤，袜子、鞋子一丝不苟，仿佛从来都没有晒过太阳的脸微笑着，在人群中显得有些鹤立鸡群。问C，才知道，也是在邻村插队的福州知青，C说是全大队仅次于祖耕W的第二号“帅哥”。不过那时还没有“帅哥”这个称呼，C具体是怎样形容的，由于岁月的流逝以及越来越生动形象的词不断诞生我好象都忘了，总之，就是那个意思。

朱丹的文笔很好，这在我们这个大队的知青中还不多见。有知识的家风和文革前的重点中学的初三学生，造就了他的内涵，加上一手流畅老练的硬笔书法，使我对他佩服极了。在他面前我常常感到我知识的贫乏，见识的浅薄，待人接物的单纯。

朱丹是到我们这个村子来当民办教师的，我觉得他真的很象老师，不过在这个山村当小学老师有些可惜。许多年后我听说朱丹当上了某大型企业的党委书记，我感到非常奇怪，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儿，生活真的很难预料！

那时的民办老师除教书外还有很多额外的事要做，组织农民赛诗会和歌咏会就是其中之一。那是1976年，中国历史上的多事之年。我们这个远离北京的山乡也在笨拙的学习着不知在哪里的“小靳庄”，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们也要登台赛诗和唱歌！这个光荣的政治任务责无旁贷的落在村民办教师朱丹的身上，我有幸做了他的助手。

我们的任务很艰巨，加元生产队摊到了25名登台赛诗的名额，男女知青们仅8名，抛去知青，在下午半天的时间里，还必须创作出17首诗歌，比李白杜甫都要能耐！而事实上，我们两人那天一共创作了24首诗歌而不是17首！只有一首是我自己前些天才写的，充满了豪言壮语，没有什么诗意。

我们找来了有限的一些报纸杂志，朱丹还贡献了他多年来的“库存”，（还好有些库存）我们在夏日午后炎热的气氛中煎熬着自己，每人搜肠刮肚地写了两首后就已经江郎才尽了，可任务是“政治”的，不够数量难以过关。我们只好想些后辈人难以理解，我们自己羞于启齿的办法：把一些古诗词按格律填写一些激情亢奋的战斗语言，足以气死李白杜甫等“诗圣”“诗仙”！；把一些报纸上登载的长诗裁成多片四至六句，分配给一些选手……

夜晚，在大队一本正经的赛诗会上，“奇迹”出现了——一个个其貌不扬的农民大步登台，朗诵着一首首“古典诗词”，有当时的人们还算有些熟悉的“沁园春”、“念奴娇”、“七律”等，更有一般人很少听说的“如梦令”、“水调歌头”和“十六字令”，标题文气十足，内容铿锵有力，现场效果极好。好在听的人多半都不懂，只有邻村的知青李金龙吃惊而又多少有些怀疑地对我说：“你们队的农民真有文化，古诗写得还挺不错的！”“我晕！”要是他知道这些诗词的炮制过程，不知会不会也像我一样，当场晕倒！

不管怎样，“任务”是完成了，加元生产队因为产量高、质量好荣获本大队本次赛诗会的第一名，受到了大队的表扬。大队长在会上说，这体现了“卑贱者最聪明”。几十年后回想起来，我仍然要再次晕倒。

后来，我和朱丹、刘志伟三人组织了一个伙食团，也使我们三人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好象也有一些除此之外的东西，只是那时的我太年轻了，一时还分不清那是什么？我曾在一本书里看过这样一句话：“年轻时，我们不懂感情。”既是因为年轻而不懂，那么，就让我们和岁月、和经历一起慢慢长大吧！

三十年后，我好象懂了。也许，还是不懂！

1988年，同村知青陈秀英，仲海芳和作者在原知青点旧址留影。

七、 双抢记事（二）

又到了“双抢”。这次“双抢”，我觉得自己应该有所改变，不能再晒谷子了。

于是，在开始“双抢”的几天以后，我和海芳终于得到了一台

打谷机，得到了一次和农民一样的割稻子的机会。

已记不清那个艰苦的白天我是怎样度过的了，只记得到了黄昏时分，我的浑身上下已没有了一根干纱，一半是汗水，一半是田间的泥水。

其实夏日的黄昏是很美也很热闹的。夕阳把最后一缕余辉慷慨地留在天边，染红了一片绚烂的晚霞；一群归巢的小鸟叽叽喳喳地从我们的头顶掠过，田中的蛙类也开始了多声部大合唱；远处的村庄上空飘起了缕缕炊烟，依稀还传来锅碗瓢勺的敲击声。田埂上走过一批批晚归的农人——牵着牛的大叔、挑着担的村姑，以及许多背着满篓猪草的孩子……

我恋恋不舍地收回视线，看着眼前打谷桶里浅浅的一层稻谷，再看看面前和我一样疲惫不堪的海芳，深深地叹了口气。看来，今天要完成每人两挑的任务是不太可能了，可现在就回去很有些败下阵来的感觉，肯定会遭人取笑的。没办法，干吧！好胜心暂时战胜了疲劳，我用力提起一个稻捆，使劲地踩响了打谷机。

轰嗡嗡，轰嗡嗡……，打谷机单调的回响在山谷中，漫天的彩霞悄悄隐去了，暮色笼罩着整个山谷。星星出来了，一颗一颗地眨着眼，月亮在暗暗笑着，它是在嘲笑我们吗？如鼓的蛙声一阵紧似一阵，许多不知名的小虫也加入了大合唱。一阵山风拂过，凉飕飕的，湿透了的衣衫贴在身上，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惊恐地回身一看，发现海芳不知何时早已站在了我的身后。只见她的一缕湿发胡乱地贴在脑门上，嘴唇微微颤抖着，不知是冷还是怕，想来我这副尊容决不亚于她！“还是回去算了！”记不清是谁先开的口，总之立刻得到赞同，我们急忙把谷子分为两个半挑，收拾回村。

回村的道路仍然是艰巨的。深度近视的我深一脚浅一脚的在狭窄的田埂上跋涉，不知摔了多少跤，筐中的稻谷也倒掉了不少，才五六十斤的担子此刻象有千钧，跌跌撞撞地，好容易爬上了铁路路基（象一座小山），我立刻摊倒在地，此刻若是有火车通过，我也决不起来！

月光下的铁轨闪着两条清冷的光向远处延伸，从这里可以一直通往我远在省城的家，家的温暖诱惑着我。隔着小河向村里望去，闪闪烁烁的灯光掩映在树林中，离我们很近又很远……在那一刻，我有些理解C了，此刻如果有人来救我，我也会同意嫁给他的。

渡船从对岸漂过来了，一个身影站在船头向我们呼喊，是刘志伟！他是来接我们的么？我急忙从地上站起来，原来真的是开朗直率的刘志伟扛着一条粗扁担来接我们了（也可能是来接海芳的）。

刘志伟这个人平时说话有些刻薄，好象专门说些人家不爱听的话，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可我知道他的内心并不冷漠。有一次，他的小弟弟来这里玩，我看见他对小弟弟关怀备至，温柔呵护。我想，这个人今后若是有了孩子，他的孩子一定幸福极了！我还听说他对自己心仪的女孩儿曾经是疯狂的追求，痴情而执着……而此时此刻，他真的是来接我们的！对我们这些濒临绝望的人来说，决不亚于雪中送炭，我激动不已。

转眼，刘志伟站在我们面前，他一边将我们两人的收获并为一筐（不满！），一边用他惯有的方式数落着我们：“才这么少，怎么会到这么晚！”我在黑暗中泪流满面，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一方面是感动，更多的是说不出为什么的委屈。他的惯有方式将所有的谢他？嫁他？或许还有更多的感恩和报答都迅速化解了。我觉得自己有些卑鄙，我甚至想抢回扁担。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此刻的我，空手行走都有些困难。

时间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那河面上的渡船以及渡船上的身影却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中，让我难以忘怀。我至今仍记得，他那天晚上穿着一件红色的背心，在后来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对穿红背心的小伙子抱有好感。

这条小路的尽头通向河边，我们的“家”（知青宿舍）就在那片竹林后面，如今一片荒芜。

八、 雨中的记忆

小时候我不喜欢雨天。在下雨的日子里，我必须带着雨伞去上学。

那时的雨伞又笨又重又难看，为走路或乘公共汽车上学的我增添了很多负担。走路上学鞋子和裤脚必定会湿，而乘车上学也很讨厌，由于下雨车窗往往不能打开，于是车厢里就有许多怪怪的气味，令人作呕；雨天乘车的人大概心情都不好，加上几乎每人都带着伞，湿漉漉的到处滴水，不小心就会蹭到别人身上，极其容易引起争吵。到了学校也很无聊，雨天的光线多半不好，教室里黑糊糊的，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字基本看不清。下课后更烦，大家挤在走廊上百无聊赖，无法到操场上去打球。读中学的那几年，我上学的乐趣50%以上是打篮球。

没想到下乡后我却很喜欢下雨，因为雨天多半不用出工。全生产队的人都在家休息，想偷懒的人于是心安理得。不出工的日子是快乐的日子，可以穿上自己比较整齐的衣服，不必像出工时那样穿破衣烂衫。还有一个城里人无法想象的好处——下雨天还不用挑水，我们只要将水桶、脸盆等盛水的容器放在屋檐下就行了，老天送来漫天的大雨，不一会儿就是一桶。所以我们常常在这样的日子里洗出工时穿的脏衣服，脏鞋子，后来甚至洗被褥，洗蚊帐。那时挑水对我来说，真是一个艰苦的活儿啊！

但是，雨水对于靠天吃饭的农民来说，毕竟是非常重要的，任

何农作物都是离不开水的。因此，作为本村村民，我们也必须对收成，对农作物的长势分忧。在许多下着雨的日子里，我们还是不得不出工的。而下雨天出工，我们又不得不戴上斗笠、穿上蓑衣。以前在郊区也曾看见农民穿蓑衣，觉得又土又难看，也只有农民会穿这种古老的服饰。（现在看来，真是上个世纪的古董。21世纪的农村，已极少见这种防雨装置了）当我第一次穿上蓑衣的时候，独自一人在屋里犹豫了很久，怎么也没有勇气走出去，我欲哭无泪。屋外传来海芳、秀英们的阵阵呼唤，我在犹豫……嗨！为什么要下雨呀，为什么要穿这么难看的防雨服啊！我都不想出工了。可是，不出工吃什么呢？不出工怎能表现出“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呢？我痛苦之极，我痛恨下雨天。

那天，我当然还是走出去了，觉得所有遇到的人都用很怪的眼光看我，我越发无地自容。由于是新的蓑衣，上面的棕毛又粗又硬，扎在身上又痒又疼，难受极了。走到田边，我突然惊奇的发现，本村较年轻的人，尤其是女孩儿们，基本都不穿蓑衣，她们都是用一块薄薄的塑料薄膜遮蔽风雨。原来她们也如此痛恨蓑衣，她们多聪明啊！在绵绵春雨中，远处的青山和近处的秧田都闪着绿油油的光芒，薄薄的透明塑料薄膜，裹着一个个红的、黄的、蓝的，各色各样的年轻躯体在绿色的海洋中徜徉，如烟如雾的细雨为他们增加了许多朦胧，就像一幅美丽的水墨风景画。多美呀！我几乎要感谢这样的雨天了！

以后的雨天里，我也和他们一样，找来一块薄膜，专门在下雨的日子里出工专用。从此我不再为雨天担忧，那件才穿了一次的蓑衣从此束之高阁，挂在厨房的墙上，再没有使用过第二次。

两年多以后，我将要离开农村之前，一位不速之客找上门来。他是我们生产队里的一个老农民，平时少言寡语，我几乎没有和他说过几句话。可他居然开口想要我的蓑衣，他说他只看见我穿过一次，肯定很新。我感到非常的吃惊！按规定，我们的家具、农具（包括蓑衣）都要送到公社的耕山队，经过耕山队的盖章认可，才可以办理调离手续。我讨厌之极的东西，农民却当作宝贝。那件使我痛苦不堪的蓑衣居然要20多元钱才能买到！1974年的农村，20多元钱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绝对是一笔大的开支。而我出工一年，扣除一年的口粮款，也只剩20多元。农民的女儿们哪里是爱美才用薄膜的，实在是买不起蓑衣啊！如果一家有三、四个人出工，怎么会有这么多钱买蓑衣呢？年轻的女孩儿只能找块薄膜遮挡风雨了。

我把我崭新的蓑衣送给了老人，又从他家找到半件根本不能遮风挡雨的蓑衣残片上交了事。

回城以后的许多日子，我仍经常回味雨中的甘甜和苦涩，眼中也常出现雨景的美丽和恐怖，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喜欢雨天还是讨厌雨天，我惶惑。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雨天带给我的生活多少不便，我都不再怨天尤人。

九、 李花又开了

刚到加元的日子里，满村盛开的李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它比桃花朴素，比梨花稳重，比樱花内敛，比杏花含蓄……但不知道从前的文人墨客为何极少描述它？

李花的开花时间比较短，也许是我们也有些势利，没有对朴素的李花有太多的关注。不久，李花就谢了，枝头出现了一颗颗绿色的小果实。它们像一群在枝头捉迷藏的孩子，微风拂过，露出他们可掬的憨态，随即又把头埋进叶丛中，却又不慎露出马脚，把整个美丽诱人的果实，暴露在人们面前。

那年我18岁，和所有的女孩子一样，喜欢零食，在那远离城镇的山村，偏偏无法得到零食。每天在诱人的果树下进进出出，不免心有所动。不久，李子陆陆续续地熟了，郑书记的女儿碧兰送来几颗成熟的李子让我们品尝，真是鲜果啊！我和海芳意犹未竟，却又不好意思开口，真难啊！

午后的太阳已经很炎热了，我和海芳来到碧兰家的后院，看着树上的果实，我们实在忍不住了。我迅速的爬上树（那棵李树枝杈很多，极易攀爬），拣那大的下手，装满了两个裤兜，又将部分扔给海芳，激动的海芳一惊一诧，简直像是在自家的果园收获快乐。只听一声开门声，书记的老伴站在树下，她肯定吃惊极了，怎么会是这样！只听她缓缓地说：“这些还没熟呢，不好吃的。”我狼狈极了，连忙下树，指着海芳捡到的七、八个李子，惊慌地说：“就几个，我们不吃了。”海芳把那几个李子倾倒在老人兜起的围裙里，我俩狼狈逃窜，回到知青点，我才发现口袋里还有若干个李子，拿出来一看，比刚才收缴去的还多，不过我们已经不好意思往回送了。

过了几天，村里有个叫腾旺的青年，拿来几个黄澄澄的李子让我尝尝。那味道真是好极了，比碧兰家的好许多倍！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李子。腾旺希望我能买一些他家的李子，因为家中急需用钱，走遍全村却很难借到5元钱。我“慷慨”地掏出5元钱，到他家买了一大网兜李子，想托列车员带回福州。临出门时，腾旺3岁的小妹妹眼巴巴的看着我手中的李子，一付将哭的表情，我随手递给她两个，却立刻被腾旺拦下，塞回我的网兜，同时用本地话大声地痛斥着小妹妹，小妹妹号啕大哭。不知怎的，我有些灰溜溜地不安，一点儿也没有购物后的喜悦。

插队的第三个年头，又是李花开放的季节，我当上了民办教师。

村子的角角落落盛开着许多美丽而寂寞的李花，不久，李子就要成熟了。

新任的生产队长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决定，属于生产队的几棵李子树归学校收获，卖了后作为学校的所有费用。从此，全村的适龄孩子上学都不用交钱。这项决定受到全村人的一致拥护，生活在贫困中的农民都深刻地认识到文化的重要，孩子属于未来，而未来怎么能没有文化！

在等待李子成熟的日子里，村里的孩子们仿佛一下子懂事了许多，他们自觉地守护着我们的果树，就像当年的儿童团员站岗放哨查路条一样。非但没有一个孩子去摘李子，只要某位村民在果树下多呆了一会儿，都会招来许多警惕的目光。

一个月后，李子成熟了。这一天，全校师生放假收李子，在生产队派来的几位叔叔伯伯的帮助下，硕大的李果装满了一筐又一筐，孩子们高兴地笑着、跳着，却没有人去吃一颗。我挑出一些破了皮的，让孩子们尝尝，也被他们拒绝了。

成熟的李子被一辆板车拉走了换来了一百多元钱，只解决了全

村40多名低年级孩子们的学费（每人3元多），上了五年级的孩子就要到6、7里地以外的大队小学读书，他们仍然要交纳规定的学费。

李树不仅装点了美丽的山村，也为贫困中的山民带来了希望。

十、 过去的故事

一些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也许，许多当事人都已逐渐在忘却，而我却不能。

不是说我有多么的崇高，多么地深沉。在我过去的单纯地有些单调的18年生命中，象这些沉重的故事只在小说中出现过。我一点儿都没想到，原来生活中真的会有这样的故事！它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故事一：这是邻村一个名叫陈应樟的知青告诉我的故事。

1969年，一群年轻人离开家乡福州来到卫闽，成为这个山区大队的第一批知青。

那时候的人比较单纯，因为他们是第一批，前面没有可以参照的经验可以告诉这些最小16岁，最大也不过20余岁的年轻人应该怎样面对插队这样的新生活。

他们中有一个姓刘的知青，还算是能随遇而安的，他每天快乐地劳动，快乐地生活，快乐地交女朋友并且和女朋友一起快乐地憧憬着未来……可是在一次意外中，他沉在了河里没有起来。听说那天河边聚集了全大队的男女知青，他的女朋友悲痛欲绝，会水的男知青们则轮番地潜入河底，寻找着他的身影。他就这样走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刚踏上生活的征途就不幸消逝。

故事二：大队小学校一个绰号叫“教授”的教师告诉我的故事。

“教授”原也是从福州来的知青，和一些伙伴们一起在另一个大队插队，他们中间有一个年纪较小性格活泼的小伙子。

由于年纪小，便有了许多“不知愁滋味”的散漫，也经常犯些不大不小的错误。和农民的孩子打架、睡懒觉不出工等，使得生产队长有些烦他，碍着知青们的团结，也不敢把他怎样。

几年过去了，同来的伙伴们招工、招生、参军都走了，仅剩下他一人，于是，他的噩运来了。

先是被派到边远的耕山队和一些地富子女为伴，干着最重的活儿，拿着较低的工分，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后又因太寂寞和队长的女儿谈恋爱再次惹恼了队长，队长是因为想以身作则才把女儿派到耕山队做饭的。他们的恋爱有些过火，在那个年代绝对是大逆不道的，偏偏队长的女儿早已许了人家，男方在部队当兵，已经提干了。于是，他便以“破坏军婚罪”被判了两年徒刑。

1976年，他回到了生产队，发现队长的女儿仍然未嫁，那位军人毁掉了婚约另娶了他人。而队长的女儿痴情地等着在狱中的他，坚决要从一而终。队长恼羞成怒，把他打做“坏分子”（四类分子之一）在全公社范围内游斗。后来，在许多知青伙伴的四处奔走下，一位公社书记动了恻隐之心，才使他绝处逢生。他远在福州的老母亲和大哥，（父亲已在他服刑期间去世）竭尽家中所有，为他争取到了一个招工名额。眼看苦尽甘来，他却在去办理手续的路上遭遇车祸身亡。

一个年轻的生命在黎明前死去。

故事三：我亲眼所见和所闻的故事。

从1969年到1976 年，各地农村已经堆积了许多知青，除了招工、招生、参军、补员等走的一小部分，每年都有大批的新知青源源不断地被送到乡下。他们和农民一起下地干活儿，仅仅是一些劳动力；他们回到村里要自己挑水、砍柴、种菜，自己做饭，自己养活着自己。一天两天可能还可以对付，几年以后就有了许多问题。

他是我们相邻大队的知青，也许是看不到什么前途，几个知青兄弟就不愿再出工了，每天除了睡觉就是聚在一起打扑克，到了吃饭的时候，想想在乡下的苦日子，手中又没钱，于是就有了“犯罪”的冲动。先是在附近的村庄摸些鸡鸭，摘些蔬菜，渐渐地就不安分起来。我们的村庄离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约有10华里，没想到有一天，我们队里的猪遭了殃。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以“他”为首的几个人，摸黑来到我们生产队的养猪场。养猪场平时晚上都没有人，一把锁只防君子，难防小人。而我们那个偏僻的乡下，解放几十年来，从未发现失窃现象，尤其是集体财产。这真是一个不好的夜晚，于生产队：损失了两头大猪，当时大约价值四、五百元，一个全劳力一年的总收入，因此可以说是损失惨重；对于猪们来说：不明不白的惨遭杀害，也算是没有善终；而对我们这位知青“朋友”来说，更是灭顶之灾。偷回猪还不到3小时，他们就被沿途血滴引来的民兵人赃俱获。偷来的猪还没来得及煮，身上沾满猪血的衣服还没有换下，一伙五、六人全部落网。

正赶上一场“严打”，这几个人被戴上大牌子全公社各大队批斗。在我们大队的批斗会场，我看见这几个人头发已经被剃光了，沉重的木牌垂在胸前。他们真年轻啊，也就是20出头的年纪吧？当我的目光和其中一个对视了一下时，我的心头不由得猛一抽搐。那眼中分明含着泪，他一定后悔了，如果他的父母此刻看到这些，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如果他是我的亲人，哥哥或者弟弟，我会怎么办？他们都这么年轻，为什么会走上这一步？他们都那么年轻，为什么不能用另一种方式来教育他们？

更严重的还不止这些，在回去的路上，“他”逃跑了，后面是追捕的民兵，前面是那条平时温柔的小河，无路可逃的他跳进了河水，一阵急流冲来，再也没有露出头来。

我不知道“他”跳河前都想了些什么，我只知道，一个人的生命竟如此脆弱。三天前还活蹦乱跳地杀猪，三天后却……

30年后的今天我仍常常想起他们，其实他们都和我没有交情，甚至都没有说过话。只是他们有着和我一样的名字——“知青”。

30年后再想起他们真不知还有什么意义？我们现在的生活越是安逸，我就越觉得那些年轻的生命短暂得令人心悸。那条弯弯曲曲的母亲河，滋润了广袤富饶的土地，也吞吃了多少早逝的生命啊！

他们或胸有抱负，或不慎犯错，甚至犯罪，但他们年轻啊！在那个混乱的年代，整个民族都在混乱之中，能怪这些年轻的心灵太不安分吗？而他们已经把生命留在了异乡，还有什么不能原谅呢？

十一、招工战役

把招工称作“战役”，似乎有些夸张。在观看了两年的招工演练、听说了足以写成一本书的招工故事、最后又亲自体验了招工的苦与乐之后，我一点儿也不夸张的说：招工，确实是一场战役。用《红楼梦》中几段名句可以恰到好处的描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个个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在我们队里有一名老知青，1965年春就下乡了，到1972年年底，已在乡下干了八年。

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八年的时间真是太久了！艰苦的抗日战争也才打了八年，我们的国家从最危险的时刻走向胜利。而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知青（初中毕业？）他在八年中做了什么？

正逢年底招工，经过多方努力，公社终于同意给他一个名额，但必须在12月30日晚12：00以前赶到公社，拿到表格。否则名额就将送给别人。知道消息已经是下午了，而我们大队离公社没有公路，只能乘火车到下一站，然后过渡，上岸后还有大约15公里的公路。如此的交通不便，做出12点以前到达公社的人真不知安了什么心？

尽管这样，这位老兄还是在天刚黑不久赶到了河边，却已经没有渡船了。他只能站在河边发呆，眼睁睁地看着时间走向12点！闽北山区12月的夜晚还是很寒冷的，可他一直在河边站到天亮，心中还存有一丝侥幸，等到有船有车赶到公社后才知道，名额已经在12点30 分时重新分配给别人了，当时的公社院内聚集了十多位闻讯而来的知青。

他只能失败而返，又在乡下呆了4年，直到1976年父亲退休，才回到城里，那一年，他已经26岁了。

2000年我重返闽北，这里的交通状况已有了很大的改变。312国道从我们的大队边通过，宽广的大路把我们这个小小的乡镇和省城福州相连，和首都北京相连，和祖国的四面八方相连。从我们的卫闽镇到原公社所在地的洪墩乡，只有三十多公里，汽车半个小时就能抵达。如果当年就有这条公路，走路都能在12点以前到达的。

另一位老知青简直就是虚心接受再教育的典范，从下乡的第一天起就认认真真的出工，毫无怨言地完成队长交给的所有任务，和全生产队的男女老幼搞好关系，他多想早日回城啊！乡下的农民还是比较朴实的，和“干部”们相比，他们更注重实际。从遐想的第三年开始，他每年都被推荐招工或招生，就因为他的家庭出身不好，每次他都被别人取代。他所遭受的打击是很重的，可在其他知青的眼里，同情逐年减少，他每年所占用的名额，原本可以有三个人回城的。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下，他一点儿也不敢放松自己，越是在困境中，越是不能放弃，否则，放弃的将是自己的前途，是自己的一生。一直1974年，才刚好有一个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他如愿以偿地走了。只是，听说当的是装卸工，比在农村还累。

我还知道有一对知青恋人，已经相爱多年了，却不愿办理结婚手续，因为结了婚就没有招工的可能了。那一年，从公社传来消息，将给本大队一名福州名额，并且是女的，也就是说，这次招工回城非她莫属了。她的男朋友有些着急，多希望两人能一起回城啊！他马上动员了他的所有关系，为他争取机会，在最后的一个夜晚，情况发生了突然的变化，公社将分给我们大队的女名额换成了男的！而男知青在我们大队就很多了，也就是说，竞争对手就增加了。果然在激烈的竞争中，他们双双败北。说得残酷些，就是男的被竞争击败，而女的则被爱情击败！

我不知道他们在当时是怎样面对爱情的，这个残酷的事实使双方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我以为女方受到的打击要更重些。无论在哪个时代，混乱的社会带给女人的只能是更沉重的伤痛。虽说他们最终没有分手，但是，深深的那道伤痕痊愈了吗？

十二、后记

原想用最朴素的文字记叙一段留给自己看的总结，却每每在夜深人静时心情激荡，键盘的敲击声孤独地在深夜陪伴我。这段文字断断续续写了几个月，好几次搁笔不想继续了。这期间知青伙伴们又聚会了几次，看着这些早已不年轻的脸庞，或发福或消瘦或秃顶或用染料修饰地极不自然的乌发，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电脑前。

1976年的12月30 日，我经过一段努力，也终于离开了卫闽。

距我第一次站在卫闽车站那天，整整是858天。

858天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也许很短，许多经历中的858天似乎都没有留下记忆。三十年过去了，我为什么会对早已逝去的往事难以忘却，历历在目？

之前的生活平静如水，之后的生活也按部就班，只有那段生活，是我刻骨铭心的，我的再教育生活名副其实。那来自父老乡亲的朴实的乡情；那来自我的知青兄弟姐妹们的手足情；那我刚刚步入青春所见所感的朦朦胧胧的爱情；以及在广阔天地里战天斗地、激扬文字的激情……

所以，写完这篇原本题名为“插队三年”的短文后，我又决定将其命名为：燃情岁月。

还有许多人物，许多事情都值得一书，只能等以后了。

今日的加元村

2004年5月 7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