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涛经典散文(散文倪克松笔尖的青春)
林涛经典散文(散文倪克松笔尖的青春)我初中时就已经听说了《草芽报》的盛名,特意托在四中上学的一位同学带了几份《草芽报》回来。在铅字中看到那些诗歌、散文、小说,让我这个没见过世面的乡村穷小子被这份刊物迅速圈粉。从百度上才知道,新宁四中前身是民国初年废私塾兴学堂“正谊小学”,堪为当时县内办得最好的小学之一。后来,学校被命名为“新宁县第七完小”,1958年秋更名为“新宁县第四中学”。毕业以来,虽然断断续续,却一直保持跟陈老师的联系,尤其是近两年,每年要回去看他几次。他已长卧于床,身体状态几年来一直不太好。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曾在高中母校新宁四中担任过学校扶夷文学会会长一职,而陈老师正是文学会的指导老师。扶夷文学会创办于1988年,以新宁的母亲河扶夷江(资江上游)而命名。首任社长是黎辉桥,他后来从军,据说现在官至大校。会刊《草芽报》报起点很高,在别的文学社还是油印的时候,黎师兄就把它弄成了铅印报纸。
1992年的《草芽报》。
笔尖的青春
文/倪克松
2021年8月6日晚,忽然接到陈雁洲兄的电话,说他的父亲、我的恩师陈德亮老师与世长辞了。心情忽然就沉下来,与陈老师交往的点点滴滴开始在脑海浮现,新宁四中扶夷文学会的诸多回忆也一时涌入脑海。当时长沙正有一例输入性新冠病例,雁洲兄说不搞追悼会,劝我不要回去,因为县里管控比较严。很遗憾没能回乡送别陈老师。
毕业以来,虽然断断续续,却一直保持跟陈老师的联系,尤其是近两年,每年要回去看他几次。他已长卧于床,身体状态几年来一直不太好。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曾在高中母校新宁四中担任过学校扶夷文学会会长一职,而陈老师正是文学会的指导老师。
扶夷文学会创办于1988年,以新宁的母亲河扶夷江(资江上游)而命名。首任社长是黎辉桥,他后来从军,据说现在官至大校。会刊《草芽报》报起点很高,在别的文学社还是油印的时候,黎师兄就把它弄成了铅印报纸。
从百度上才知道,新宁四中前身是民国初年废私塾兴学堂“正谊小学”,堪为当时县内办得最好的小学之一。后来,学校被命名为“新宁县第七完小”,1958年秋更名为“新宁县第四中学”。
我初中时就已经听说了《草芽报》的盛名,特意托在四中上学的一位同学带了几份《草芽报》回来。在铅字中看到那些诗歌、散文、小说,让我这个没见过世面的乡村穷小子被这份刊物迅速圈粉。
爱好文学,源于母亲的鼓励。小学四年级时,期中考试得了第一名,妈妈说要奖励我,问我要什么。上世纪80年代,信息闭塞的小山村里,我不记得从哪里获取的信息,居然鬼使神差地说要订一份《作文选刊》,后来还订了一份《小溪流》。靠着这些刊物的熏养,写作后来成为了维持我学业尊严的重要支柱。初中的时候,居然写了一篇近5万字的科幻小说,当然模仿的成分居多,不过从未有发表的机会,之后再也没有写过这么长的文字了。
当我慕名进入四中的时候,自然是积极地去靠近组织,加入了扶夷文学会。第一次参加会议的时候,见到了陈德亮老师,慈眉善目,儒雅而温厚,温和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那时我瘦小纤弱,自卑而内向,但是对文学有一份执着的向往。那次,我被选进了《草芽报》候补编委。
陈老师具体指导我们写作的时间不多,但是他会带给我们方向,打开我们想象的空间,让我们在更高的维度上对待写作这件事。他让我们了解到,文学是一种人学,而不仅仅是文字工作。在信息闭塞年代,这种指导弥足珍贵。
当时的文学会长是林道石兄。当他进入高三,文学会换届时我被选上了担任下一任的会长。这的确出乎我的意料,我文笔只能说一般,也不善言辞,不知道陈老师和道石兄为何选择了我,只能说是厚爱了。
文学热潮是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尤其是诗人海子、北岛、顾城、舒婷等影响了一代人,如果不会念几句“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有一双黑色的眼睛/却用它来寻找光明”等诗句,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文学青年。到我上高中的时候,文学热已经到了下半场,我们算是赶上了这个浪潮的尾巴。
在学校的大力支持和陈德亮等老师的带领下,新宁四中的文学社如火如荼,在全县学校中独领风骚于一时,在邵阳也小有名气。当时扶夷文学会以开放包容而著称,已经破圈冲出了四中,校外的文学爱好者也可加文学会,10人以上还可以成立文学站。当时新宁八中的文学爱好者就加入扶夷文学会,成立了分站。在《草芽报》上,还可以经常见到外校甚至外省文学爱好者的文章。我主持会刊时,甚至头条都发过校外文学爱好者的稿件。新宁二中北兴文学社成立时,主要骨干成员肖江东等人还慕名到四中找到陈老师求教。
在我主持文学会时,与新宁二中北兴文学社时任社长谭香华兄互动甚多,双方文学团体也有相当多的交流。通过他,我认识了肖江东。离开新宁后我跟随他们的脚步,在长沙新闻界共同打拼多年,得到了两位老兄的诸多关怀,我们三人也成为过从甚密的铁哥们。
1993年与新宁一中雏凤文学社联办的《野泉报》。
前文中说到学校的全力支持,不是一句吹捧的话,因为学校定额出钱为《草芽报》的发行做了兜底,全校学生人手一份,并请了高级教师陈德亮等资深教师来做指导老师,因此扶夷文学会在全校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参与者众,影响力也大。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时有前任文学会的负责人就已经在外拉赞助了,据说是当地一个养殖场的广告。毫无经营头脑的我听到这番操作,惊为天人。不过我一直没有去拉过赞助,倒是后来把一中、二中的文学社拉过来一起合作办报,让会刊成为全县多个学校文学爱好者的联合刊物。
新宁一中雏凤文学社社长叫杨飞燕,一个才女。她慕名找来我们学校,为了做大影响,一番商谈后我们竟然决定在两个文学社刊物《草芽》《雏凤》的基础上,重新联合新办一份会刊。这一主意得到了学校教导主任王凯柏老师和陈德亮老师的大力支持,讨论之后我们决定把这份新的刊物叫做《野泉》,取“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之意。
王凯柏主任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我们采用激光照排。这一做法相当超前,那个时候全国很多正规的报纸都还是采用铅字印刷,先画出版式,然后印刷厂的师傅在字库里一个字一个字去排版。当时新宁县就只有一份刊物是激光照排的,那就是创刊不久的县委机关报《崀山报》。王主任介绍了一位在媒体工作的朋友陈湘瀚帮助我们。每到出报时刻,我就很兴奋地请假跑去县城,小心翼翼地把一堆手写文稿交到湘瀚兄手中,然后等待充满油墨香味的报纸出来。
1993年3月,第一期创刊号《野泉》火热出炉,报眼处注明是新宁四中扶夷文学会和新宁一中雏凤文学社联办。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这个合作中止了。
这一创举一发不可收拾。在香华兄的牵线下,我们决定依葫芦画瓢,四中、二中两个文学社来合办。
此时香华兄已在湖南财经学院上学,他和江东兄一起热心地跑到湖南省作家协会,找到著名诗人于沙老师给《野泉报》题了报头,请著名作家未央老师为《野泉报》题了词。1994年6月,新宁四中扶夷文学会和新宁二中北兴文学社联办的《野泉报》又诞生了。
1994年6月与新宁二中北兴文学社联办的《野泉报》。
新宁是一个千年古县,地形狭长,因口音变化而分成上半个县和下半个县。四中地处新宁清江桥乡,正好居中。《野泉报》就此走出校门,分别抵达上半个县的县城一中和下半个县的二中、北部的八中,成为了一份跨区域的文学刊物。
我把大把的精力都放在了文学会办刊的事情上,时不时地要请假去办理排版、印刷、拿报纸等事宜,或者去其他兄弟学校的文学社进行交流,学业自然也大受影响。班主任蒋老师也刚刚毕业,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对我过于频繁的请假虽然不太情愿,但还是给予了很多支持。
四中在一个山坡上,树木繁茂,樟树和桂花树特别多,记忆中每到秋天,全校到处桂花飘香。其时学业也不算繁重,文学社带动了很多文学爱好者,也因文学带来了很多故事。
当时全国一片文学热潮,会员们不断向各个文学刊物投稿,文学会也跟省外江苏、河南、四川、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等省,省内永州、郴州、娄底等多地文学社团交流频繁,每天有大量的邮件要寄出或者收取。有一天我跟副会长陈忠亮、张振明一起去邮局寄信件,结果一个男性工作人员可能看着我们是学生,态度很不友好。双方争吵起来,年轻气盛的我们冲上去就要跟他讨说公道。这个伙计见势不妙,连忙躲进柜台。我们还要往上冲,振明比较理性,连忙拉住我们,说他进了柜台再进去性质就不一样了。亏得振明那么一拉,不然后面闹出什么事情来都不知道。
在操持文学社事务的过程中,我逐渐萌生了要当一名记者的念头,当时的想法是文学也可以改变社会,但是太过缓慢,而“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记者则要直接得多。后来我在文学方面果然也没啥成就,而与此结缘成为记者,从事新闻工作近20年,脚步抵达汶川地震、日本地震、利比亚战场、缅甸内战、重庆唱红打黑等诸多新闻现场,写下了数以百万字的新闻作品,算是实现了年少之时的愿望。
时常以感恩的心态回望那段笔尖的青春,有时候会问自己,如果没有那段历练,今天我的人生轨迹会怎样呢?没有发生的预测不可说,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那时的青春要失色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