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六十年代的供销合作社（年节来临忙采购）

回忆六十年代的供销合作社（年节来临忙采购）出生于50年代的市民赵女士对本报记者回忆，我小时候的家，隔壁百十来米就是供销社，那时看里面售货员穿的白衬衫，总是干干净净的，而队里的社员每天要下地劳动，泥头拐杖的，啥衣服穿身上都白搭。那时的最高理想就是要当一名供销社里的售货员。的确，供销社可是正经的国营单位，供销社的营业员和医院戴着听诊器的医生，手握方向盘的司机，戴大盖帽的警察一样，都是社会上最受人尊敬和羡慕的职业。当时供销社销售员的工资按每人销售额的3%提取，很多人都觉得，成为供销社售货员就好像当上大干部一样。有关系有路子的人家，都想把孩子安排到供销社工作，一方面风光、稳定又体面，一方面可以买到“紧俏物资”，比如肥皂、牙膏、红糖等。我记得80年代供销社售货员的工资就能达到33.5元，养活一家四口几乎不成问题。当年大米0.139元一斤，猪肉0.73元一斤，国营单位都有食堂，素菜0.05元，肉菜0.15元。无折扣，无优惠，无笑脸，照样人山人

供销社，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词，曾经，它承载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在超市、网购异常繁荣的今天，计划经济年代的供销社早已消失于人们的视野，只有在偶尔翻阅老照片时，才能勾起人们对它的回忆。“琳琅满目”的货物，扑鼻而来的气味，还有让人羡慕的售货员，在那个物资短缺的年代，你是否会为了一件商品而排起长队？又是否经历过凭票买东西的欢乐与忧愁？供销合作社折射出了怎样的时代变迁？

供销社里都是“宝”

水果糖、一匹布、一根针、一双鞋……半个世纪前的广大城乡，在物质匮乏的计划经济年代，家里小到油盐酱醋、针头线脑、口罩手套，大到做衣服的蓝布和生产用具，都得到供销社才能买到。在那个儿时的记忆里，供销社花花绿绿的糖果，给舌尖上留下了抹不掉的甜蜜；酱油、菜籽油混杂的刺鼻香气，让生活充满了温馨的气息；小人书里图文并茂的字句，更沉淀在后来的人生中，久久难以忘记。

出生于60年代的市民孙先生对本报记者说，我小时候家在农村，镇供销社对我这样的孩子来说，是个神奇而充满期待的地方。那时候物质生活极端贫瘠，加上节俭过度的妈妈，我对于零食的渴望总是难以满足，能去趟供销社“逛一逛”感觉像过节的专属福利。每次走进供销社，就像走进辉煌的圣殿，我总是踮起脚跟，用力伸长脖子向高高的柜台里面看去，眼睛始终不愿离开，那些花花绿绿的糖果、小人书、瓜子等等物品，都有一股神奇的魔力。家里大人想去供销社买个针线、打斤酱油，我们都争着去，其实心里有不愿说破的小算盘，期盼着多剩几分硬币，给自己买个糖果、买本小人书，人生最大的幸福不过如此。当年村头村尾热议新进商品的信息、起早贪黑怕买不到东西的焦急、求着大人带自己去供销社的哭泣，都深深地留在记忆中，让我在闲暇时，经常怀念起那些童年的点滴。

的确，对于50后、60后和70后来说，供销社在他们成长当中的记忆太深刻了，曾经在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段，供销社代表着人们对物质生活的无限渴望和最大满足，当时可能一个村、一个乡或者一个镇的人买什么东西，都要到供销社来。在那个物质生活十分匮乏的年代，你想要的东西，供销社里几乎都“有”，里面的各种商品琳琅满目，货架排列得整整齐齐，商品价格和标语都格外醒目，有的需要凭票供应，有的要大清早起来排队才能买到。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供销社”三个字等同于对生活的全部向往：吃的，喝的，玩的，乐的……五味杂陈，不一而足。

在黑龙江明水县，现在还经营着一所上世纪80年代开办的供销社。在这间其貌不扬的建筑门框上方，挂着一块“明水县盐业公司”的招牌。走进该建筑内部，全部是80年代供销社的摆设。依旧是老式的货架和柜台，货架上方每隔一个距离就是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日用百货，文化用品”等字样，标准的老式广告画和货架上分门别类的商品，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年代感。更为难得的是，在该供销社的内部，依然有营业员和顾客在正常销售营业，只要是人们想要购买的当年物品，在供销社里依然可以买到。无论从毛巾、香皂、洗发水，到饮料、汽水，还是一些文具等学习生活用品，依然应有尽有，仿佛把人带回到了80年代的时空里。有人回忆说：这里有姐姐要的雪花膏；有自己喜欢吃的小淘气糖果；还有爸爸爱吃的鹌鹑蛋罐头……在以往物质匮乏的年代，供销社几乎成了一个能满足人们一切物质需求的神奇的地方。这座至今仍在营业当中的供销社，其中的这份斑驳，这份历史气息，仍然饱含了怀旧的巨大魅力，满足着人们“回到过去”的精神需求。

售货员们好“神气”

无折扣，无优惠，无笑脸，照样人山人海。供销社的辉煌不仅仅是一代人的记忆，而是好几代人。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横跨40年光阴，每代人记忆中的供销社模样不同，但都不可替代。那些青砖灰瓦的建筑，在当时既时尚又气派。市民孙先生说，我记得供销社的房子，在那时候基本都是村里、镇上甚至市里最棒的建筑。

出生于50年代的市民赵女士对本报记者回忆，我小时候的家，隔壁百十来米就是供销社，那时看里面售货员穿的白衬衫，总是干干净净的，而队里的社员每天要下地劳动，泥头拐杖的，啥衣服穿身上都白搭。那时的最高理想就是要当一名供销社里的售货员。的确，供销社可是正经的国营单位，供销社的营业员和医院戴着听诊器的医生，手握方向盘的司机，戴大盖帽的警察一样，都是社会上最受人尊敬和羡慕的职业。当时供销社销售员的工资按每人销售额的3%提取，很多人都觉得，成为供销社售货员就好像当上大干部一样。有关系有路子的人家，都想把孩子安排到供销社工作，一方面风光、稳定又体面，一方面可以买到“紧俏物资”，比如肥皂、牙膏、红糖等。我记得80年代供销社售货员的工资就能达到33.5元，养活一家四口几乎不成问题。当年大米0.139元一斤，猪肉0.73元一斤，国营单位都有食堂，素菜0.05元，肉菜0.15元。

赵女士说，那时，供销社里的东西从来没愁过卖不出去。许多时候，小到哪家生孩子需要的红糖鸡蛋、大到婚嫁需要购买的手表自行车等大件，光拿钱都不行，还得有供销社主任的批条，才能买到。尤其是年底节前，要给老人做套被子，给孩子缝上一身碎花新衣服，得提前到供销社看有没有布批，供销社是否清仓盘点，有时排上一天一夜的长队，在那时都是很平常的事。更早一点的时候，想要买个布啥的，还得拿上布票才可以买得到，个中滋味决不是现在年轻人所能理解的。过去的日子虽然艰难，但是人们过得有奔头；现在物质极大丰富，商场、网购应有尽有，很多时候却觉得索然无味。

凭票购买不容易

50岁以上的中国人对当年的票证都不陌生——吃饭要粮票，吃肉要肉票，穿衣要布票，林林总总吃穿住行什么都要凭票定量计划供应。凭票购物，是当年供销社的最大特色，你没有这些票，有钱也任性不起来。孙先生说，当时布票、油票、糖票是那个物资匮乏年代的“硬通货”，平常很多东西销售就很紧俏，逢年过节更是捉襟见肘，往往第二天到货的东西要提前一天在供销社门口竖起牌子提前通知，而第二天一大早还没开门就有长长的队伍在供销社门口排队等候了。供销社也卖烟，按理说应该是烟草公司专卖，但供销社那时候就有，外面卖红梅烟，一盒0.5元，一条5元钱；凭票在供销社里买，就是3毛五一盒。所以每当烟酒糖茶等日常“奢侈品”一到货，供销社里就挤得不行。

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供销合作社成了中国城乡商品流通的经济命脉，销售渠道非常畅通。

供销社到底是啥？

准确地说，供销合作社最早成立于1950年，由国务院领导，行政级别为正部级。为什么叫它供销合作社呢？因为它既有供应还有销售，通过物流来实现全国日常生活物资的调配。它要经过统一采购各种各样的食品、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之后才能供应到全国各地的销售网点，构建成一个独立的流通配送体系。当时供销合作社与城市里的商业系统是分开的，它是一套独立的系统，主要是解决城乡老百姓的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两大块儿。生活用品有肥皂、火柴、白酒、香油、陈醋等，生产资料包括农具、化肥、农药等等。当时的供销合作社主要是解决供给需求，着眼于偏远的乡镇和农村。之所以称作合作社，那是因为它从刚开始成立的时候采用的即是农民或者说城乡居民合作入股的方式，你出一块五，我出两块五，甚至有的推着粮食来也算作价入股了，通过这种形式大家一起合作，建立起这么个供销机构，所以定名叫供销合作社。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实老百姓的入股份额已经微乎其微了，供销合作社也变成国营了。但是它和国营的商业系统还是有明显区别，国营商业系统，每个大中城市都有第一百货、第二百货等，这是城市商业系统；供销合作社有自己的系统，当时的供销合作社要解决中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生活消费品和生产资料问题，承担的任务还是非常繁重的，它的网点建设铺天盖地，几乎全国所有的乡镇和一半以上的村子都有供销合作社。

80年代以后，国家开始转向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原来供销社的种种矛盾就出现了，当时的供销合作社在陷入困境之后转型显得特别难，对市场经济表现出强烈的水土不服，供销合作社的规模一天一天地萎缩，网点也开始大幅减少，眼看就要干不下去了。人们开始习惯去百货商店和新兴的连锁超市，供销社渐渐被人们遗忘。

一个数字触目惊心，1992-1999年，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净亏损450个亿；取而代之的，到处都是百货大楼，连锁商场，供销合作社彻底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风水轮流转。近年来，根据统计数字，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实现年销售总额超3万亿元。因为供销社是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打造的农村商品流通渠道，所以在全国各个地方基本都有它的网点，特别是当前 “乡村振兴”战略和“美丽乡村”建设以及国家的其他惠农政策通过供销社这样的国营机构来完成，应该算是最容易、最直接的方式了。供销合作社可以通过城里的配送点和配送渠道，将产品直接配送到乡镇和村里的销售终端，不仅能有效降低物流成本，还能从源头上保障食品安全。

本报记者 毕嘉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