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宝钏挖野菜挖了哪些（挖野菜的王宝钏能劝退）

王宝钏挖野菜挖了哪些（挖野菜的王宝钏能劝退）豆瓣“我今天遇到一个crush”小组。在社交媒体中期待甜蜜爱情、希冀完美恋人的降临并非新现象，“招桃花壁纸”（一种期待桃花运的壁纸画风）、接完美男友、期待crush（网络用语，大意指一种情不知所起的“迷恋”）给予自己回应等内容，也时常会出现在许多人的首页里。尽管类似豆瓣的“我今天遇到一个crush”、“我今天crush了没有回应”等小组常常被批评是“恋爱脑聚集地”，但我们显然不能忽略确实有大量女性在真情实感地期待爱情。浪漫期待：甜甜的爱情总会降临电影《甜蜜蜜》（1996）画面。

随着“挖野菜的王宝钏”这个梗的兴起，网上再次掀起对“恋爱脑”的吐槽和批判。

王宝钏和秦香莲，两名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女性，最近因为短视频平台的视频剪辑和微博等社交媒体的传播，被赋予了“恋爱脑祖师奶奶”的称号。尤其是在寒窑苦等薛平贵十八年的王宝钏，因为在电视剧《薛平贵与王宝钏》中一直以野菜充饥，更是火出了圈，而“恋爱脑是要挖野菜的”也成了劝退“恋爱脑”最新的法则。

电视剧《薛平贵与王宝钏》（2012）中的王宝钏。

王宝钏并非唯一一个被认定为“恋爱脑”的影视剧角色，伴随“挖野菜的王宝钏”的出圈，各平台也随之出现了“恋爱脑女主大盘点”，那些爱情至上、为了爱情远离家庭饱受苦难的角色无一例外都被列在了其中，与之相对的是那些不搞爱情只搞事业或者不为男人而活的女性角色，各个成了新女性榜样，连《还珠格格》中晴儿的“我以萧剑的性命起誓”都被当作是拒绝“恋爱脑”的清醒发言——尽管原剧是想表达于晴儿而言，萧剑的性命更为重要。

浪漫期待：

甜甜的爱情总会降临

电影《甜蜜蜜》（1996）画面。

在社交媒体中期待甜蜜爱情、希冀完美恋人的降临并非新现象，“招桃花壁纸”（一种期待桃花运的壁纸画风）、接完美男友、期待crush（网络用语，大意指一种情不知所起的“迷恋”）给予自己回应等内容，也时常会出现在许多人的首页里。尽管类似豆瓣的“我今天遇到一个crush”、“我今天crush了没有回应”等小组常常被批评是“恋爱脑聚集地”，但我们显然不能忽略确实有大量女性在真情实感地期待爱情。

豆瓣“我今天遇到一个crush”小组。

常见的反思观点认为，这是因为女性从小到大听到的都是“王子与公主的爱情童话”，导致女性对爱情总是格外在意，是这些过度渲染、强调的爱情故事让女性格外容易成为爱情至上的“恋爱脑”，也因此，有些父母为了不让女儿成为“恋爱脑”，会刻意让女儿远离王子公主的故事——其中尤以《海的女儿》为代表。虽然安徒生想表达小人鱼对爱情、灵魂、理想的追求，但对许多人而言，这是一个小人鱼为了爱情放弃声音最终成为泡沫的故事，显然，小人鱼是当下语境中典型的“恋爱脑”。

在许许多多的浪漫故事里，女孩总能遇见完美的“王子”并与之相恋，最终两个苦苦相恋的年轻人历经千难万险（通常总是伴随着各种力量的反对与阻碍）进入了婚姻殿堂。这些故事将幸福完满与婚姻划上了等号，认为女性的最终归宿莫过于与一个相爱的男性走进婚姻，在这里，爱情、性与婚姻如愿地实现了三位一体的关系。

电影《大话西游》（1995）中紫霞仙子对浪漫爱情的期待。

因此，对女性主义者而言，戳穿浪漫爱情故事的虚伪本质极为重要。这样的分析是基于对社会结构性矛盾和性别意识形态话语的批判，对促进女性觉醒、社会文明进步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但这当然不是要我们否定浪漫爱情的积极意义。

在过去，追求浪漫爱情是对传统礼教的反抗，无论是五四运动前后兴起的“恋爱自由”口号还是更早的“为爱出走”的故事，无一不是对封建纲常伦理的抗争。正如李海燕所言，中国传统的情感要求是基于一种儒家感觉结构，以儒家情感体系绘制成的一张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道德情感坐标网络，要求个体以此调控行为，进而形成规范性的身份认同。在这里，婚姻是一种承载社会经济功能的公共制度，而浪漫之爱，只不过是无法获得主流社会信任的存在。因此，古代社会的浪漫爱情故事被推崇的原因是它们在一种“自发式、感官性和个人化的幻想中，表达出了对于个人能动性的期许和对于情感普世性的信仰”。而女性成为浪漫爱情故事中男女结合的主导方，实则暗含女性在追讨爱与性的自主权，是一种对以父权为基础的封建家长制的反抗，也因此，《情史》《牡丹亭》尤其是《红楼梦》中那些敢于反抗礼教、追求自主爱情的男男女女显得尤为可贵。

《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爱情谱系》，[美]李海燕 著，修佳明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

即便是在当代，浪漫爱情也往往被认为与个体自主性、能动性息息相关，从这一视角来看，期待与追求爱情并非“恋爱脑”发作，而是在追寻自我实现的另一种途径与可能。只是我们也无法忽视，同样是追求爱情，两性间却有着无法忽略的差异。

饮食男女：

亲密关系的性别差

与王宝钏等人一起上热搜的还有另一个影视剧角色——何以琛（电视剧《何以笙箫默》男主角）。王宝钏挖了十八年野菜，而何以琛吃了七年自己不爱吃的笋。

有趣的是，同样被称为“恋爱脑”，王宝钏被拿来作为反“恋爱脑”教科书，何以琛却是“好男人”的典范。这当然与爱情故事的受众性别主体为女性有关，何以琛这样的人设能够满足女性对完美恋人的想象，但另一方面，也与另一半的特质有关，如果赵默笙（电视剧《何以笙箫默》女主角）是个类似薛平贵一样的人设，那何以琛可能也会被列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代表之列。

电视剧《何以笙箫默》（2015）画面。

如果说影视剧的角色和剧情只是被构建的内容，具有一定的虚假性，那么社交媒体中个体经历的分享就能够更为真实地反映那些“恋爱脑患者”和企图叫醒“恋爱脑”的群体间的某种对抗。

豆瓣小组间曾一度流行“捡手机文学”，将各组极具代表性的帖子和小组的总体观点放入群聊，用一种看似夸张实则典型的方式传达制图者的观点。在这样的群聊中，日常分享婚恋内容的“生活组”与讨论心动对象的“我今天遇到一个crush”小组常常被设定为“恋爱脑”的代表，她们会沉浸于男性甚至“渣男”的谎言，认定自己对心仪对象而言总是特别的，并坚信自己和“他”是幸福甜蜜的代表。

相应的，“劝分组”等小组会扮演戳穿虚幻泡沫的角色，试图用泼冷水的“逆耳言论”唤醒“恋爱脑”群体。这样的碰撞看似是小组间的对抗，实际上更偏向于网络话语中爱情讨论的两种阵营，一方相信真爱永存，一方则致力于叫醒每一个“恋爱脑”。

豆瓣大火一段时间的“捡手机文学”代表。

显然，与其说反对“恋爱脑”是反对爱情至上，倒不如说是在反对为了一个不值得的“渣男”牺牲自我、付出一切，而不是及时止损。从这一点来看，恋爱对象是否值得付出以及能否在恋爱关系中保持人格独立，才是判定“恋爱脑”的重要标准。

可是我们也不能忽略，女性的确比男性更容易成为“恋爱脑”，这背后同样有着历史性的原因。

正如前面所言，浪漫之爱常与自由联系在一起，尤其对女性而言，追求浪漫爱情实际上是女性在争取两性亲密关系中的位置，女性在关系中积极创造爱，又用这样的爱把自己变成被爱的对象，进而在对方的发现中确认自我认同期待。也难怪社会学家吉登斯强调浪漫之爱指向投射，他认为，这种投射是两方面的，“一方面紧紧依恋着他人并把他人理想化；而另一方面又投射出未来发展的道路。”

《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 ，[英]安东尼·吉登斯 著，陈永国、汪民安 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2月。

吉登斯反对将浪漫之爱简单当作男人专为了让女人心中充满枉然非真的故事和虚无缥缈的梦的诡计，他认为，浪漫之爱情结的兴起有着特殊背景，尤其与家庭中心从“父性权威”向“母性教化”转移有关，也因此，浪漫之爱从根本上是一种女性化的爱，这也就意味着浪漫之爱在性别地位上有着天然的不平等。通常，梦想浪漫之爱并期待从中实现自我认同的女性在情感中的投入往往多于男性，而男性尽管可能沉迷于某个女性，但他并不会将爱的本质理解为“拓殖未来和重构自我认同相关的组织个人生活的方式”，这也自然注定了浪漫爱在男性和女性心中的地位并不一样。

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浪漫的爱情故事更容易让女性产生情感共鸣且对女性更为重要。当文化与社会结构让女性产生了对浪漫爱情的需求与期待，却又难以在现实满足她时，完满的爱情故事能够起到安慰和疗愈的作用，让她们相信，异性恋可以创造一个表里如一、衷心感到满足的主体。

《阅读浪漫小说》，[美]珍妮斯·A.拉德威 著，胡淑陈 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7月。

换言之，浪漫的爱情故事能够让女性获得情感满足，这一点不仅适用于《阅读浪漫小说》作者拉德威研究的史密斯顿女性（她们普遍认为阅读浪漫小说是逃离日常生活的途径），也适用于大部分进行浪漫消费的女性。而男性显然不需要用额外的文化产品来满足对爱情的期待与想象，因为爱情于他们，可以不那么重要。

浪漫爱，是否真的会消失？

《爱情社会学》，孙中兴 著，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

爱情在两性心中的地位不同，有一部分原因是：相较于男性，女性较少能从公开渠道获得对她们价值感的肯定，于是她们的价值感与浪漫爱情认同之间存在着特殊的纽带。许是因为如此，不少女性主义者认为：爱情与性的核心是权力斗争，而男性在这一斗争中占得上风且持续占上风，“这种男性性别权力体现为界定爱恋对象的能力，及制定求偶规则和表达浪漫感情的能力”（[法]伊娃·易洛思，《爱，为什么痛》）。重要的是，即使父权制受到挑战，女性与男性都需要获得男性的认同。

对现代女性而言，价值感的实现方式趋向多样，由此，也不需要依赖浪漫爱情，或者说社会营造的传统标准获得自我认同，进而看穿某些浪漫爱情中的性别不平等变得更为容易。当意识到一个个爱情故事不过是试图让女性依靠男性认可来实现价值，掩盖的也无非是性别不平等的事实后，对爱情持负面态度也变得可以理解。“智者不入爱河”、“搞爱情不如搞事业”的宣言背后是女性看穿某些爱情泡沫后的自我保护方式。

电影《爱情神话》（2021）剧照。

也许有人会产生疑问：这样下去还能相信爱情吗？或者说，浪漫爱情是否还会继续存在？

事实上，爱情并不会因为现代性的发展而消亡，只是会进入新的阶段，表现出新的特点，比如，伊娃·易洛思将其总结为爱情的深度割裂和两面性——“一方面作为超越存在性的源泉，另一方面作为展现性别身份的激烈竞赛场合”，她借用布尔迪厄的“象征性主宰”概念，提出“情感主宰”，“用以表达两性关系其中一方通过更大程度的感情离断从而在情感互动时掌握更大控制权，有更大能力做选择方并制约另一方的选择。”从前在亲密关系中，男性占据绝对性主导地位，而在当代爱情文化中，双方处于某种竞争之中，当然这种竞争是基于双方的感情与自我认同的，因此当一段浪漫关系破裂时，依然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自我认同。

《爱，为什么痛》，[法]伊娃·易洛思 著，叶嵘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

当代爱情的另一大特点是建立在理性选择之上，科学、技术和政治三个领域的理性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爱情丧失了产生爱情信念的力量，因为理性的行为模型“深刻改变了浪漫欲望的结构，破坏了以往人们体验激情和性爱所借助的文化资源”，也难怪易洛思会认为“爱情和理性两者共同构建了现代两性关系，而且爱情和理性两者都得到了理性化”。

上野千鹤子认为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带来的结果之一是让福柯论述过的爱情、性、婚姻三位一体浪漫爱文化土崩瓦解。当代社会爱情观里的爱情、性与婚姻有可能独立存在，三者的统一不再是人们唯一的、既定的追求。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爱情的浪漫就此消失，因为哪怕现代爱情具有理性化的特点，也依然指向一种情感的憧憬以及情感所带来的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尽管“恋爱脑”在被批判，但我们也无法否认都市人依然需要浪漫的爱情故事——那些能够为我们营造情感乌托邦的故事。

作者/帕孜丽娅

编辑/罗东

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