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隐晦的说想念（先问问效果如何）

怎么隐晦的说想念（先问问效果如何）随着新冠疫情限制的逐步放松，我们需要共同寻求一个新常态——在缓解物理隔离和辗转于铺天盖地的活动中找到平衡。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上，会面将不可避免影响我们，毕竟与他人建立联系是我们天生的冲动。但是会面的举办方也应该利用这个机会重新评估集会的有效性。我们建议大家不是急于举办更多的会，而是真正花一些时间来制定战略，做更好的、更有目的性的会。会面的有效性非常重要。未能促成改变的会面不仅浪费了时间和金钱，同时产生了额外的温室气体排放（尤其是涉及航空旅行时）。这些额外产生的成本却不成比例地要由资源最匮乏的人承担，同时这些会面看起来是结果导向的，但实际上并未能取得有效的成果或产生实际的行动。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不成功的会面会导致事业倒退，社群分化，势头停滞，甚至损害举办方的声誉。这种会面的参与者还不如把钱和时间花在其他方面。聚在一起的理由似乎显而易见——为了促进行动，必须将人员和组织围绕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

导读

Foreword

新冠疫情使许多工作转入线上，人们怀念起面对面交流的会议和机会。然而，在会议中我们真的明确了目的吗？组织者的召集又真的有效吗？本文以世界银行在会面有效性问题上的反思与实践为例，向人们展示了如何更好地利用集会，从而扩大社会正向变革的影响力。

由于新冠疫情的限制，世界各地的许多大型现场活动都不得不取消。你是否怀念这些面对面的交流机会？回头反思，这些会面有多大价值？大部分的线下会议都在疫情封控期间转移到了线上。你是否觉得一定要参加这些活动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为什么？如果你参加了这些线上活动，你认为这些活动的目标明确吗？它们能够有效地推动你所关心的问题吗？

聚在一起的理由似乎显而易见——为了促进行动，必须将人员和组织围绕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无论是气候变化、社会和环境不公，还是疫情的影响，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挑战都迫切需要多方参与的合作。正如斯科尔世界论坛社会创业年会负责人萨拉·扎克·博格曼（Sarah Zak Borgman）在她2016年《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的文章“为社会影响力会面的力量”（The Power of Convening for Social Impact）中指出的，会面可以为与会者带来变革性的力量：“我们已经看到了只有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并为大家提供安全的空间去共同探索、创新，不可思议的机会、热情和想法才可能成为现实。”

然而，会面的有效性是不一的。很多会面并不注重结果，而举办方也不一定在意会面的有效性。我们是在对国际发展机构和美国社会部门（其中包括基金会、附属团体、基础设施组织、非营利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集会进行评估后得出这一结论的。我们的评估努力将会议的影响力和有效性概念化。我们发现会面的目的要么是模糊地提到社交和学习，要么就是根本没有目标。

我们的访谈中常常提到会议疲劳（meeting fatigue）。举个有些刺痛但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一位全球教育政策领域的专家和我们聊起，他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去了三大洲，参加了三个关于全球教育问题的会议，结果在不同的活动中却总是与同样的人交谈。其他受访者也纷纷表示，参与了活动却没有后续的进一步交流是非常遗憾的。除去会议疲劳的问题，会面中，参会组织的权利差异处理不当也令参会者感到失望。

会面的有效性非常重要。未能促成改变的会面不仅浪费了时间和金钱，同时产生了额外的温室气体排放（尤其是涉及航空旅行时）。这些额外产生的成本却不成比例地要由资源最匮乏的人承担，同时这些会面看起来是结果导向的，但实际上并未能取得有效的成果或产生实际的行动。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不成功的会面会导致事业倒退，社群分化，势头停滞，甚至损害举办方的声誉。这种会面的参与者还不如把钱和时间花在其他方面。

随着新冠疫情限制的逐步放松，我们需要共同寻求一个新常态——在缓解物理隔离和辗转于铺天盖地的活动中找到平衡。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上，会面将不可避免影响我们，毕竟与他人建立联系是我们天生的冲动。但是会面的举办方也应该利用这个机会重新评估集会的有效性。我们建议大家不是急于举办更多的会，而是真正花一些时间来制定战略，做更好的、更有目的性的会。

▍为何而聚？（Convene for What?）

有社会使命感的机构通过会面来唤起人们对其事业的关注和行动。这类机构碰头是因为他们在孤立的情况下无法有效地行动；他们必须激发集体力量，挑战传统智慧，并寻求、提升和加强对复杂社会问题的合作解决方案。因此，他们召集了来自非营利组织、企业、政府、基金会和学术界的不同成员进行跨部门合作。

话虽如此，社会部门已经发展出了对会面的偏爱。很多时候，组织者在没有对会议的战略价值进行严格评估的情况下就决定是否需要召开会议。对于一些专业人士而言，在会议间来回奔波就是他们的例行工作。可惜的是，很少有人花时间去思考这些重复会议的价值和效果。

会面（convening）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世界银行独立评估局（The World Bank’s Independent Evaluation Group）和本文合著者之一拉斯穆斯·赫特伯格共同将会面定义为“召集相关行动者，采取集体行动，应对共同挑战。”TCC Group（编者注：TCC Group是一家致力于共创社会影响力解决方案的咨询公司）和本文合著者贾里德·雷诺则将会面理解为“为不同的利益相关群体创造的影响特定议题下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集体和个人行动的‘空间’”。社会部门中的我们创造这样的空间，试图共同发起系统性变革。咨询顾问史蒂夫·瓦德尔（Steve Waddell）在他2018年的《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文章 《大型系统性变革的四项策略》（Four Strategies for Large Systems Change）中，区分了四种社会变革类型：实践变革、强制变革、诱导变革、和共创变革。会面属于最后一类：参与者聚集在一起，希望能在社会变革上进行合作和共同演化。会面需要有对改变需要发生的大体认同，同时需要有共同的信仰、价值观和对共同事业的承诺，或创造一项共同事业的决心与能力。

会面在产生结果时才有价值。世界银行独立评估局确定了三类积极的会面成果：共同的理解、共享的解决方案、和协同的实施。世界银行独立评估局用这些因素来评估集会的有效性，并将实质性成果和缺乏实质进展区分开来。共同理解是指参与者对问题理解及其解决方案达成了一个共同的框架——可以通过比如联合声明、联合工作组和联合分析来体现。共享的解决方案是指参与者协商用共同的方法来解决一个共同面对的问题——例如，调整他们的战略、策略、工具或方法。协同实施是指行动者们共同实施一个方案——例如，建立一项新的财务机制来为集体行动提供资金。

TCC Group使用一个类似的框架来确定五种类型的会面成果：声誉、能力、连接、存在感和行动。这个清单并没有穷尽所有：会面也可以产生其他类型的成果。但无论哪种类型，会面的价值不在于其实施的质量（例如场地、演讲者和相关的社交活动），而在于其产生的结果。

▍为了更高的效率（Toward Greater Effectiveness）

我们怎样才能从会面中得到更好的结果呢？监测和评估的做法有时会给我们错误的信号，这种监测和评估方法可能需要全面改革。机构通常会收集会面执行情况的数据，例如活动数量、与会者数量、以及与会者的满意度等。以此获得的数据可以激励人们关注活动量和自主活动。相比之下，机构很少评估他们所举办会面的结果，以及对其他集会的贡献——尽管这些数据有助于让管理者了解他们所办活动的有效性。

我们的研究表明，高效的召集人对他们所寻求的变革是有很强的意识的。他们会在规划过程的早期就战略意图展开讨论。机构可以通过学习集会召集人的方法，在规划阶段就系统地审视召集的原因，从而成为更高效的召集者。召集人应该明确说明，为什么问题的显著性和战略价值可以激励他们，以及为什么机构之外的大环境为变革的发生提供窗口。

高效的召集人也很清楚，实现社会变革需要时间。他们会制定计划在会面之后通过几种方式继续跟进：一是创建一个组织间工作组，以便在下一个活动之前对其进行审查和评估；二是支持会议产生的具体项目；三是和可能会利用会议成果的目标受众进行策略性沟通。

机构还需要衡量他们的召集力，这取决于他们的信誉、关系和资源。以世界银行为例，其召集力源于其能够提供可靠的数据和开展值得信赖的研究。召集力还取决于所谓的“魅力”——这种能够吸引合适的人和机构参加自己所举办的集会的能力。如果不考虑集会的目的和召集力，就可能会办出没有结果产出的无效会议。

世界银行已经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来提升会面的有效性。世界银行需要领导和支持众多领域的会议，同时这些会议都举足轻重，很难区分优先级。因此，这些成倍增长的会面需求导致世界银行的能力和资源在很多议程上都捉襟见肘。从2015年开始，世界银行社会、城市、农村与灾害风险管理全球实践局（World Bank’s Social Urban Rural and Resilience Global Practice）通过采取有目的、有条理的方法来解决这种状况。其管理层采用了一种结构化的方法将伙伴关系作为一项业务种类：是否与本局主要业务有密切联系是决定是否进行会面的主要标准。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会议数量，全球实践局将较小的计划捆绑到较大的综合计划中，并将一些召集请求重新定向给可能更适合领导的其他伙伴。

各组织可以系统化其会面倡议的管理方式。他们可以考虑将会面纳入日常管理制度，以收集基本数据并支持会面的规划。例如，他们可以用结果评估来完善会面执行的数据、与会者的满意度调查等。至少，召集人应该有明确的目的，并对自己创变能力有清醒的认识。这似乎是常识性的管理实践，因此，许多机构不这样做似乎令人费解。我们怀疑很多人都天真地认为，只要召开集会讨论一个问题，变革就会发生。我们还想知道，是否有些机构召开集会并非是出于追求社会变革的目的，而是为了曝光或想要表明该机构对议题的所有权。

身负社会使命的机构应该努力最大化会面的价值以撬动社会变革。他们应该进行会面前的评估，从而明确预期结果，反思自己召集的权力和能力，并评估会面的投资回报。只有这样，召集人才能确保他们在促成更有影响力的会面，也在为建立一个更有效和高效的社会部门作出贡献。

拉斯穆斯·赫特伯格是一位发展经济学家和评估员，曾在世界银行的不同部门工作。作为世界银行集团独立评估小组（IEG）的首席评估专家，他领导了对世界银行战略重点的深具影响的评估，并领导了改造评估系统的倡议。

贾里德·雷诺是TCC集团的评估和学监。他为基金会、非营利组织和企业慈善机构领导了几十项评估工作。他的评估和学习工作侧重于新兴理念和战略的有效性，包括联盟和网络、政策宣传、能力建设、奖项和竞赛、出资人问责制和领导力发展。

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2022年秋季刊

原标题：Convening Effectiveness Mat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