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的地方档案与文献（多维视野下的江汉关史料搜集整理与研究）

明清以来的地方档案与文献（多维视野下的江汉关史料搜集整理与研究）近代报刊是地方海关史料的一个重要来源，刊载了很多江汉关监督衙门的告示、收税章程等公文，上级和其他政府机构给江汉关监督和江汉关税务司的公文，以及江汉关业务的报道。江汉关在日常运行过程中，经常与中央和地方其他机构业务往来，产生了很多档案史料，比如湖北省档案馆藏民国档案中，建设厅、财政厅等很多机构都留下了与江汉关业务往来和交涉的档案。这些也是重要的地方海关史料，以往并未受到关注。史料搜集的多样化和国际化江汉关史料大致分为两部分：近代海关出版物和海关档案，其他史料。海关出版物有完备体系，包括统计系列、特种系列、杂项系列、公务系列、办公系列、督查系列、邮政系列和系列外书。每一系列或多或少都有涉及江汉关的史料，其中，统计系列里面的江汉关月报、季报、年报和十年报最为系统，公务系列里面的《总税务司通令》和《海关职员名录》也有较多江汉关的信息。江汉关日常运行过程中形成的内部档案，包括税务司署和江汉关监督档案

清光绪年间江汉关监督所发“湖北纺纱官局棉纱运赴通商口岸转入内地凭单”。

1924年江汉关大楼建成时照片。

张之洞亲批江汉关监督桑宝的说贴（局部）。本文图片均由湖北省档案馆提供

从1859年开始，中国近代海关逐步建立了一套贸易统计和报告制度，历年编制的海关资料卷帙浩繁，“是近百年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一项最为完整、系统的统计数据和文字资料”（吴松弟语），其中包括海关出版物，以及海关的内部档案。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重要海关的文字报告相继翻译发行。本世纪以来，各类海关出版物先后影印出版。海关史料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关注，成为学术热点。近几年，地方海关史料引起重视，近代广东海关和江汉关档案资料整理先后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资助。地方海关史料自有其特色，搜集路径、整理方法和学术利用都尚处起步阶段，需要进一步探索。

史料搜集的多样化和国际化

江汉关史料大致分为两部分：近代海关出版物和海关档案，其他史料。海关出版物有完备体系，包括统计系列、特种系列、杂项系列、公务系列、办公系列、督查系列、邮政系列和系列外书。每一系列或多或少都有涉及江汉关的史料，其中，统计系列里面的江汉关月报、季报、年报和十年报最为系统，公务系列里面的《总税务司通令》和《海关职员名录》也有较多江汉关的信息。江汉关日常运行过程中形成的内部档案，包括税务司署和江汉关监督档案。湖北省档案馆藏江汉关档案全宗（LS25）是1901年12月26日至1949年5月的江汉关税务司署档案，内容分为江汉关税务司与总税务司的往来函电、综合类、关务法规、机构设置和人事变动、税收与验估、缉私、货物监管、港务、航道、检疫、敌伪物资的接收和处理、江汉关员工组织及员工斗争、抗战损失、财务与关产、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和斗争。此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武汉市档案馆也有一部分江汉关档案。

从现存已知档案来看，江汉关监督档案并未形成独立全宗。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档案馆或图书馆所藏其他晚清档案中，有一些晚清江汉关监督档案资料。其中，江汉关关税收支档案和江汉关监督选任档案主要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和《宫中档朱批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和《宫中档奏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张之洞档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抄档》中。江汉关监督除负责税务工作外，还负责办理通商外交事宜，涉及教案交涉、中外商务纠纷和汉口租界交涉。这部分档案主要存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和《外务部档案》。

江汉关在日常运行过程中，经常与中央和地方其他机构业务往来，产生了很多档案史料，比如湖北省档案馆藏民国档案中，建设厅、财政厅等很多机构都留下了与江汉关业务往来和交涉的档案。这些也是重要的地方海关史料，以往并未受到关注。

近代报刊是地方海关史料的一个重要来源，刊载了很多江汉关监督衙门的告示、收税章程等公文，上级和其他政府机构给江汉关监督和江汉关税务司的公文，以及江汉关业务的报道。

江汉关史料的搜集，需要国际化视野。近代的江汉关税务司署是个“国际官厅”，1946年以前的历任税务司都是外国人。因此，国外图书馆、档案馆保存的近代中国海关档案或其他档案中也有一些江汉关史料，如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藏曾任江汉关税务司的安格联与梅乐和的档案，以及赫德给安格联的书信等，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外交部全宗也有一些与江汉关相关的档案资料。

自下而上的海关史研究

近代中国海关史研究，从宏观到微观，从全局到区域，已有较多研究成果，产生了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和［英］方德万《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等整体研究的重要著作。然而，已有的成果很少利用地方海关档案，因此，当时的地方海关是如何运行的？如何因地制宜地执行总税务司署的各种法规和业务规定？其自由裁量权有多大？制定了哪些本地的业务章程？与地方政府之间如何沟通交流？这些问题，至今仍不明晰。

江汉关是当时全国四大海关之一，留下了大量内部管理和业务运行的一手史料，如逐月的人事变动统计、账户收支统计、薪资表、薪资与补贴福利的发放调整、职员选拔和调派记录、工作情况说帖、没收货物统计、各种业务的报告和章程、江汉关俱乐部的运行，以及基建、修缮和购置土地、设备与各种物品的报告和记录等，基本上囊括了江汉关业务的方方面面。系统整理和研究这些史料，可以自下而上，具体而深入地研究江汉关的运行，进而逐步解答上述这些问题，更加全面地了解近代海关运行及经济社会的变迁历程。

区域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导向

1861年，汉口开埠。1862年1月1日，江汉关建立。汉口成为长江中上游地区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联结的窗口，从过去“九省通衢”的内陆商品集散地转变为国际通商口岸，逐步升级为中部地区的贸易、航运、金融和工业中心。到辛亥革命前，汉口“是人们普遍公认的东方芝加哥”。这一进程，也带动了周边广大地区的变革。近代海关是通商口岸的标志，对通商口岸及其腹地经济社会的近代转型有重大影响。

在江汉关史料中，经济社会信息非常丰富。详细分类的月度、季度和年度贸易数据，是研究汉口进出口贸易、各种土货出口和洋货进口增减、江汉关税收以及汉口贸易特点和辐射范围的主要史料。还有各类专门的经济数据、专题分析和调查报告，涉及贸易以外的经济和行业动态。以1908年江汉关税务司与海关总税务司来往半官函和密函为例，除了日常管理和业务的报告、各种业务章程和贸易数据外，还有记载武汉三镇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的5份近事报告、武昌造币厂及本地各银行发行钱币一览表、本口机器面粉厂及其产品的详细报告、本省棉花种植贸易报告、汉口药材价格清单、报告有关汉口医院之信息等。这些史料，是其他档案和文献中没有或者记载不全的。

在江汉关报告和档案中，有大量通商口岸及附近地区的社会类史料。年度贸易报告有一些人口、租界、城市建设、社会治安、医疗卫生、教育、市政和社会变迁的记载。1889年限定条目后，这些内容主要在卷首的“Local”（中译为“本埠”）和卷尾的“Miscellaneous”（中译为“杂论”）。十年报告是通商口岸及附近地区经济社会变迁的全景式记录，从第一期（1882—1891年）到第五期（1922—1931年），覆盖了半个世纪的历史。其前后体例有所调整，社会类史料主要涉及教育、医疗卫生、城市建设和市政管理、人口移民、传教活动、会馆等方面内容。

上述经济社会史料，聚焦于通商口岸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内容广泛，数据系统准确，辅以图表。还经常从更广阔的社会经济背景出发，介绍某一重要或有潜力的进出口商品生产、销售和消费状况，一种有价值的社会经济现象的背景信息，有时还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这些史料的挖掘和利用，可以有力推进近代武汉暨长江中游区域经济社会史的研究。

交通史与海关史的结合

汉口因水而兴，因港而兴，长江、汉水在此交汇，是长江中游水运网络的中心。开埠之后，从“船码头”发展为长江航运中心港。京汉铁路通车之后，进一步升级为沟通南北、承东启西的中部地区水陆综合运输枢纽。因此，以航运为主的交通史是研究近代武汉暨长江中游历史的重要内容。

以上这些变化与江汉关密不可分。1858年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规定海关职责包括“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只及分设浮椿、号船、塔表、望楼等事”。据此，近代海关兼办港务、航政、引水、灯塔、航标等业务。江汉关建立后，管理着汉口港和出入汉口港的轮船，以及引水业务，并负责管辖水域内的灯塔、浮标等助航设施设置和维护。1898年《内港行船章程》颁布后，在江汉关注册的华、洋小轮船，可专作内港贸易，从汉口港出发开往未开放的内港，并接受江汉关管理。1922年，长江中游和下游的巡江事务处迁至汉口，合并为长江中下游巡工司，统揽长江中下游航道安全管理的行政和技术事务。职责所系，港口航运是江汉关史料的重要门类。年报和十年报告有出入汉口港的轮船（内港行轮的轮船单列）艘次、吨位和国籍的统计表，有港务、航政和助航设施的记载。在江汉关税务司署的档案中，包括历年的港口航运章程及修订内容、年度灯塔浮标浮桩报告、港口和航运状况及事故处理报告、轮船登记情况、港口建设和趸船状况、港口和航政业务支出，以及各种特殊事项的报告，是研究交通史的珍贵史料，但迄今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利用也非常有限。

傅斯年先生指出“史学就是史料学”，并强调史学研究要“有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江汉关史料记录了近代武汉以及长江中游经济社会转型的进程，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史料宝库。除了前述领域以外，江汉关还在不同时期兼办过邮政、检疫和气象等业务。因此，全面认识、充分利用江汉关史料，可以推动诸多学术领域的研究，也为近代地方海关史料的挖掘和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

（作者：吴成国、张宁，分别系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海内外江汉关档案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18JZD02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