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主要节点（海上丝路和陆上丝路的对接点在哪儿）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节点（海上丝路和陆上丝路的对接点在哪儿）山东才是中国丝绸最早的故乡访 谈以蓬莱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是高洪雷丝绸之路研究的另一个重点。随着古代海上贸易的发展，蓬莱成为中国面向东北亚的一个主要港口。在接受南都记者的访谈中，高洪雷详叙了肇始于远古的蓬莱远洋贸易的发展史；回顾了徐市(徐福)、张保皋、张骞等东北亚海上丝路史上的传奇人物；勾勒了隋唐时期蓬莱港“日出千杆旗，日落万盏灯”的极致繁盛；慨叹自宋朝开始北方港口的衰落和南方港口的崛起；同时剖析了明、清两朝实行“禁海令”而导致中国丧失“制海权”的真正原因。同时，他还厘清了一些传统上对“丝绸之路”的误解，譬如海上商路并不大规模运载丝绸，这条路实际应为“香料之路”或“陶瓷之路”。又譬如，今人以为江浙地区是丝绸业的中心，实际上宋朝以前，山东地区一直稳居丝绸业霸主地位，直到宋以后东北亚海上丝路停滞，南方港口兴起，江浙一带的手工业、制瓷业和纺织业被充分激活，才造成如今经济上南强北弱的局面。“大国
《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作者高洪雷访谈：
蓬莱—古登州是海上丝路与陆上丝路的对接点2020年09月27日
高洪雷 男，1964年生，山东新泰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会员，中国民族史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等。作品有《大写西域》《另一种文明》《楼兰啊，楼兰》《中华民族的故事》《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等。
“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古典诗词中的蓬莱，一直是仙乐缥缈、引人神往的所在。而位于胶东半岛最北端的蓬莱小城，既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东部起点，在古代交通和对外商贸史上占据着显赫的地位。
2020年1月，山东作家高洪雷的新著《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蓬莱、罗马两个城市作为丝绸之路的端点，在大量史料考证和吸取相关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跟随日本使者高元度、大唐高僧玄奘、被俘虏的杜环、班超的副使甘英四个人物，以沿途13个城市为节点，谱写出一曲斑斓多姿、荡气回肠的丝路历史。
以蓬莱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是高洪雷丝绸之路研究的另一个重点。随着古代海上贸易的发展，蓬莱成为中国面向东北亚的一个主要港口。在接受南都记者的访谈中，高洪雷详叙了肇始于远古的蓬莱远洋贸易的发展史；回顾了徐市(徐福)、张保皋、张骞等东北亚海上丝路史上的传奇人物；勾勒了隋唐时期蓬莱港“日出千杆旗，日落万盏灯”的极致繁盛；慨叹自宋朝开始北方港口的衰落和南方港口的崛起；同时剖析了明、清两朝实行“禁海令”而导致中国丧失“制海权”的真正原因。
同时，他还厘清了一些传统上对“丝绸之路”的误解，譬如海上商路并不大规模运载丝绸，这条路实际应为“香料之路”或“陶瓷之路”。又譬如，今人以为江浙地区是丝绸业的中心，实际上宋朝以前，山东地区一直稳居丝绸业霸主地位，直到宋以后东北亚海上丝路停滞，南方港口兴起，江浙一带的手工业、制瓷业和纺织业被充分激活，才造成如今经济上南强北弱的局面。
“大国争霸的世界近、现代史昭示着，在这个71%的地表被海水覆盖的星球上，所有大国的兴衰都取决于海上，近代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德国、意大利如此，现代的美国、日本也是如此。举目望去，世界上几乎所有富饶美丽的国家和城市，全都分布在沿海。”高洪雷告诉南都记者。海洋不仅是文明的摇篮，而且蕴含着取之不竭、无与伦比的矿藏和资源。他坚信，21世纪依然是海洋的世纪。“中国的大陆海岸线全长1.8万公里，列世界第四位，海洋经济是中国强劲的增长极，走出去、走向海洋必须成为广大国民始终不渝的共识。”
访 谈
山东才是中国丝绸最早的故乡
南都：首先祝贺你的新著《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面世。古代海上贸易的主要商品是瓷器、香料，为什么海上商路也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高洪雷：无论是海上商路还是陆上商路，在古代一直没有一个固定的、公认的称谓。而丝绸之路这个名称产生很晚，比商路开始存在晚了2000多年。取名的人是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时间是1877年。当时，这个德国人在他写的《中国》第一卷中，把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开辟的，从洛阳开始，经西域与中亚和印度连接起来的古老商路，有几分随意地称为丝绸之路。
很快，这一名称得到了德国学者赫尔曼的认可。他说，我们应该把丝绸之路的含义进一步延长到西方的叙利亚，因为叙利亚主要是通过这条路从遥远的中国获得生丝的。随后，这个名称受到了世界各地学者的青睐，以至于逐渐成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代名词。
但是，丝绸之路这个名称多少有点容易让人误解。
误解之一：它使人联想起一种连续不断的旅行，而实际上货物是经由多条线路和多个商人之手，分多个阶段才到达目的地的，穿越丝路全程的商旅一直很少。
误解之二：它使人认为这条路上运送的商品多是丝绸。但丝绸绝不是这条运输线上运送的唯一商品，数量也不是最多的，而且丝绸的输出是单向的，只是某一时段影响较大而已。这条路上运送比较多的紧俏商品还有中国的瓷器、茶叶，西域的良马、玉石、皮货、葡萄，印度的香料，欧洲的宝石、药材等。难怪曾有一个英国少年发问：难道真有一条用丝绸铺成的道路吗？
要知道，海上运输的主要是不太怕水的商品，如瓷器、香料、药材、漆器、象牙、犀角、珠宝等。当然，水密舱技术过硬的大型商船，也从海上运输一定数量的丝绸、茶叶，但丝绸、茶叶、皮货主要还是走陆路，那么为何海上商路依旧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呢？
事实上，部分专家对这个名称早就提出过质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1987年到1997年间，实施了一个名为“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考察”的规划。当初制订规划时，对正式名称的争论就开始了。有些学者指出，古代海上商路运送的大宗商品不是丝绸，而是香料和瓷器，因此海上商路应称为“香料之路”或“陶瓷之路”。但更多国家的学者认为，古代东西方之间，除了商品交流，还有文化交流，如宗教的传播，中国四大发明的西传等。如果改称“香料之路”或“陶瓷之路”，反而限制了这个项目的含义。能够涵盖古代东西方之间物质、文化交流的丰富内涵，又为世界各国所接受的，唯有“丝绸之路”这个称谓。
南都：蓬莱是古代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新华社也把蓬莱称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这一点似乎没有太多的异议。但在许多人的印象里，长安、洛阳是陆上丝路的起点，但你在书中却把蓬莱作为陆上丝路的起点，依据是什么？
高洪雷：第一，世界上多数专家认可的古代丝路共有四条，一是草原丝路，是沿北纬50度线，跨越蒙古草原、准噶尔草原、哈萨克草原、俄罗斯草原、乌克兰草原、匈牙利平原的陆上丝路，它是最早的一条丝路，也是草原民族的迁徙之路；第二条是南方丝路，是从中国的中原地区出发，经四川、云南、缅甸、印度，前往中亚、西亚和欧洲的陆上丝路，有的路段被称为茶马古道；第三条是绿洲丝路，就是在北纬33度到41度之间飘荡，从中国启程，出河西走廊，经塔里木盆地、费尔干纳盆地、伊朗高原、美索不达米亚前往罗马，直线距离12000公里的陆上丝路，它是陆上丝路主干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个项目只是其中的一段，我这本书所讲述的也是这条丝路。第四条是海上丝路，它贯穿日本海、黄海、东海、南中国海、印度洋、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在近代轮船诞生后，它已经成为东西方文明的主要交通线路。既然丝路有多条，那么就有不同的起点和终点。
第二，即便是我书中所写的这条绿洲丝路，也没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因为从长安、洛阳向东，还有蓬莱、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从罗马向西，还有无数条道路延伸着。我只能说，长安、洛阳很多时候是中国的都城，是丝绸和其它紧俏商品的集散地。准确一点说，长安是张骞出使西域和玄奘西天取经的出发地。
第三，蓬莱——古登州是海上丝路与陆上丝路的对接点，这里不仅是海上丝路的北方起点，同时也是绿洲陆上丝路的东部起点。蓬莱一直是古人梦想中的海上仙山。秦始皇追求长生不老之术，屡次东巡寻找的就是“蓬莱”。汉武帝也多次东巡，最终在胶东半岛东端修建了一座小城，便是“蓬莱”的人间之所。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蓬莱成了面向东北亚的主要港口。在唐代，由蓬莱、庙岛群岛、辽东半岛老铁山共同构成的海上航道“登州道”，是唐朝面向东北亚的主要通道。随着唐朝与新罗、渤海国、日本交好，这里成为官方指定的登陆场所、外交场所和贸易场所，多数日本遣唐使、新罗遣唐使、渤海国使团都是从登州上岸，然后换乘快马前往洛阳、长安的。
第四，山东是丝绸的故乡。山东的气候、土壤比较适宜种植桑树。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纺织机，就被称之为鲁机。齐桓公时，下令百姓房子周边只能种桑树。在汉朝之前，山东是丝绸的主产地。即便是丝绸业基本普及到全国的唐代，山东依旧是最优质丝绸的产地。尤其是南北朝时期，东魏和北齐占据了黄河下游，控制了丝绸的源头，山东就扮演了丝绸源头和丝路起点的双重角色。而山东的丝绸业领先地位被江南夺走，则是宋代以后的事了。
这就是我把本书的第一站放在蓬莱的原因。
海上丝路让罗马皇帝和埃及艳后穿上了中国丝绸
南都：蓬莱的远洋贸易肇始于哪个朝代？
高洪雷：蓬莱的海上贸易，早在远古时期就开始了。中国远古时期最有名的两个航海部落，一个是山东半岛的东夷人，另一个是南部沿海的越人。传说东夷中的风夷，是最懂得航海和海风的部落。“三皇”之一的伏羲被认为是风姓始祖。商代，山东半岛的东夷人——莱国的航海技术，已从河姆渡的木桨、独木舟发展成木板船和风帆了。
但无论怎么说，由于古代航海工具和技术的限制，人类尚不具备远航的条件和能力，因此，史前时期到唐朝初年，中原地区特别是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经济、文化往来，只能选择从蓬莱入海，经庙岛群岛这个天然踏板到达辽东半岛，再“循海岸水行”，沿着朝鲜半岛西南海岸到日本九州岛。这条航线虽然路途遥远曲折，但一路都沿着海岸线和岛屿行进，既可以随时补充淡水和粮食，又能够避免海洋深处的惊涛骇浪，安全系数较高。
但这条商路形成规模，也就是说东北亚海上丝路真正开通，那要到春秋时期了。春秋时期，占据山东半岛的齐国，通过垄断盐业、海洋渔业，大力发展桑蚕业，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据《管子》记载，齐相管仲告诉齐桓公，发（远方部族）、朝鲜的文皮——带花纹的兽皮，是天下最好的商品。管仲进而建议，以通商作为武器去臣服邻国。从考古角度讲，日本在西海岸发掘出中国春秋时期的青铜铎350件，朝鲜半岛也发掘出不少中国春秋时期的青铜器。种种迹象表明，此时中国的种子、陶器、漆器、耕具、丝织品、青铜器已经传往东北亚了。
南都：以蓬莱为起点的东北亚海上丝路，有哪些特别值得铭记的开拓性人物？
高洪雷：东北亚海上丝路上的标志性人物，首推徐巿。公元前219年，山东方士徐巿（又称徐福）向秦始皇上书说，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住有神仙，有长生不老之药。秦始皇大喜，派他率众带上粮食、药品、耕具和种子等入海求仙。但徐巿出海数年，并未找到神山。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到达琅琊，徐巿第二次拜见，说有巨鲛在途中阻碍，要求增派射手对付。秦始皇又一次派他带上童男童女三千人及匠人驾船出海。之后，徐巿从蓬莱入海，沿庙岛群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海岸东去，在济州岛稍事休整，然后渡过对马海峡，最终抵达了人生的另一个起点——“平原广泽”（日本九州岛）。由于没有得到仙药，怕回国掉脑袋，只能永久居住下来，教当地人农耕、捕鱼、冶炼、造船之法，向他们传输医药、建筑特别是养蚕纺织术，并因此被日本后人奉为“农耕神”“纺织神”“司药神”。徐市虽然不同于1500年后的郑和，也不比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但称他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航海家和探险家，中日友好的使者，应该不算夸大其词。
这条航线上还有一个不能不说的人物，名叫张保皋。他出生在新罗，当时新罗朝政腐败，灾害频繁。此时的唐朝为化解“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正面向境内外招募兵力。807年，17岁的张保皋来到大唐，被募编入徐州武宁军，参加了三次平叛，29岁被提拔为武宁军小将。后来，他发现许多新罗人被海盗强卖到大唐为奴，忿恨难平，毅然辞掉军职回国。828年，张保皋奏请新罗兴德王，要求在海上要冲设立清海镇，防止海盗掠卖新罗人。得到首肯后，张保皋以清海镇大使的名义招募1万官兵，很快荡平了多股海盗，声名鹊起。荡平海盗后，他组建了庞大的船队，往返于新罗、大唐、日本之间进行海运和商业贸易，逐渐形成了以清海镇为大本营，以赤山（今荣成市石岛镇）、登州（今蓬莱）、莱州、泗州（今安徽泗县）、楚州（今江苏淮安）、扬州、明州（今宁波）、泉州和日本九州为基点的海运商业贸易网络，成为世界级贸易集团。可惜的是，他后来卷入了王室纷争，56岁那年被新罗文圣王派人刺杀。
南都：张骞通西域的同时，汉武帝在东北亚有什么作为吗？那时的蓬莱有没有故事发生？
高洪雷：汉武帝建元三年，即公元前138年，也就是史学界所谓的“丝路元年”，张骞奉命出使西域。公元前119年，张骞二次出使西域。之后，汉朝与西域各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正式沟通了一条从中国到中亚、西亚、南亚的绿洲丝路，丝路贸易才如雨后春笋般蓬勃起来。
鉴于东北亚航路早已开通，朝鲜还是汉朝的属国，根本不需要汉武帝劳神费力。但公元前109年，卫氏朝鲜国王不仅拒绝接受汉朝前来觐见的谕令，而且发兵攻击汉朝辽东郡(今辽阳)，杀死了东部都尉涉何。汉武帝一气之下，于当年秋天，命令楼船将军杨仆率水军5万，从蓬莱横渡渤海，占领了朝鲜，在那里设置了真番、临屯、玄菟、乐浪四郡。从蓬莱到朝鲜的航线也就成了汉朝域内的航线，没有什么波折了。
有故事的是南方沿海。在张骞从陆上出西域，杨仆率水军占领朝鲜的同时，南部沿海的商人也没闲着，他们勠力开辟了海上丝路。多艘平底大型帆船，从广州或北海出发，已能航行到南亚次大陆的南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商船已经远达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亚丁港。正是通过海上丝路，罗马皇帝和埃及艳后穿上了中国丝绸。公元2世纪，罗马占领了两河流域和波斯湾，打通了直通东方的海上丝路，结束了安息人对丝绸贸易的垄断地位。166年，罗马共治皇帝安敦尼派出使者，从海上取道安南（今越南）到达中国，献上了象牙、犀角、玳瑁，这也是丝路两端的伟大国度首次进行官方接触。
隋唐是蓬莱海上贸易的鼎盛时期
南都：作为一个贸易城市，蓬莱的鼎盛时期是哪个时期？
高洪雷：蓬莱港最鼎盛时期，当属隋唐时期。隋代，日本先后派出4次遣隋使，都是从蓬莱登陆的。尤其是唐朝成为世界文明的伟大中心之后，日本、新罗、渤海国纷纷派出遣唐使团到大唐学习，仅日本就组建了19次遣唐使团，早期的5批全是从蓬莱上岸的。这时的蓬莱，已不仅仅是贸易城市——中外海上贸易集散地，而且是东北亚国家进出大唐的主要通关口岸。为适应这种变化，唐朝于707年在蓬莱设立登州。登州道——这条黄金通道，从此成为中国官方与东北亚国家往来的必经之路。只是到了7世纪70年代，由于新罗和日本开战，日本遣唐使团才不得不开辟从扬州、明州横渡东海的南道和南岛道。这两条道，航程倒是短了，但危险系数也大了，因为东海有一条南北流向的“黑潮”——又称日本暖流，每秒钟平均流量达2200万立方米，容易造成帆船倾覆，鉴真和尚前5次东渡都未能成功，第6次东渡共有四条船，只有他乘坐的船和另一条船侥幸抵达日本。
在唐代之前，由于船只和航海技术受限，远洋航行沉船率较高，因此长途贸易多选择陆上丝路。但唐代就不同了，发达的航海技术使人类不再把海洋视为天堑。唐朝木船普遍采用钉榫接合技术，船上建有多个水密隔仓，并且已能建造长20丈、承载六七百人的远洋船——苍舶，横向强度和抗风浪能力明显提升。因此，不仅北部沿海的登州成为东北亚丝绸之路的起点，南部沿海的明州、泉州、广州也崛起为世界级港口，成为南洋航线（通往东南亚）和西洋航线（通往南亚、西亚、欧洲）的起航地。
唐玄宗于714年在广州设立了市舶使——类似海关关长，统管对外贸易与税收。那时，从广州出发，出珠江口，向西南航行的“通海夷道”，经今越南沿海、马六甲海峡、尼科巴群岛、孟加拉湾，抵达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然后分出两条线路，第一路沿印度西海岸北上，经今印度河口，前往波斯湾和幼发拉底河口；第二路横渡阿拉伯海到今亚丁港，然后转向东北前往波斯湾，与第一路汇合。航行时间近90天，航程14000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航线。出口品有瓷器、生丝、铁、马鞍、麝香、沉香、肉桂、宝剑等，舶来品有香料、药材、象牙、犀角、珠宝、珊瑚、琉璃、珠玑等。
但事实上，当时大食（阿拉伯帝国）商人在航海技术上更胜一筹，他们沿着海上丝路扩散到了许多沿海城市，作为南海市舶中心的广州，自然成为他们重要的贸易中转站和定居点。许多大食、波斯、印度、马来、犹太商人等自立蕃坊，聚居广州，外国侨民客商人数甚至超过了当地居民。758年，由于陆上丝路被吐蕃阻断，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大食兵选择从广州港回国。这些军士对广州的繁华与财富垂涎三尺，于是停下脚步，与城内的大食、波斯商人里应外合发起叛乱，唐朝刺史翻墙逃走，大食兵抢劫了仓库，焚烧了房舍，然后乘船扬长而去，唐朝官兵只能望洋兴叹。
公元780年，唐德宗突然禁止以丝绸与外国交易互市，瓷器得以独领风骚，长沙铜官窑的彩瓷、浙江越窑的青瓷、河北邢窑的白瓷以及洛阳的唐三彩风靡海外。
南都：你刚才谈到，宋代，中国丝绸主产地从山东转移到了江南，原因何在？这是否意味着蓬莱港地位的下降，南方港口地位的上升呢？
高洪雷：唐代中期，尽管日本遣唐使团开辟了南道和南岛道，但登州港的地位并未下降，日本第12次遣唐使依旧从登州登陆，第18次遣唐使也是从登州返程的。朝鲜半岛各国经登州中转的朝贡使团更是高达79批。后唐时期，由于陆路被辽国阻断，登州道成为高丽使者和商旅前往中原的唯一通道。
使蓬莱地位下降的，是宋朝。宋朝大幕一拉开，就三面受敌，北有辽国，西有西夏，西南有吐蕃、大理国，陆上丝路几乎都被堵死，海洋成为对外贸易的主渠道，宋朝不得不将它视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但蓬莱并未因此受益。为防备辽国、金国从海上进攻，宋朝下令将蓬莱变成了以防御为主的军港，蓬莱从此基本失去了海上贸易功能。
真正受益的是南方港口。1080年，宋朝在广州率先施行了《广州市舶条》，这是中国史上第一个航海贸易法规。后来，朝廷在广州、泉州、明州设立了市舶司，相当于今天的海关。市舶司规定，除了金银、铜器、铜钱禁止出口外，其它物品皆可出口。从此，定窑、钧窑、哥窑、汝窑及景德镇瓷器，作为主要商品源源不断销往海外。
这种状况，在南宋达到了极致。宋朝南迁之后，广袤富饶的黄河流域先后被金国和蒙古占据，由于北方饱受战乱摧残，加上游牧民族政权对工商业重视不够，更由于中原人口大量南迁，结果导致北方经济持续衰落，山东地区从此失去了丝绸业霸主地位，登州也沦为军事港口，元朝干脆把登州改名宁海州，意思是让海上平静的地方。而南宋蜗居的淮河以南地区，由于大量文人、富户、手工业者连同产业南迁，使得南方人才优势进一步放大，造成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水网密布、港口众多的江南迅速转变为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要知道，北方沦丧使得南宋失去了很大一部分财源，这就迫使他们更加重视海外贸易。朝廷下令，百姓海外贸易额达到一定程度，可以授予官职；外国人在南宋做生意达到一定额度，也可以授予官职。1136年，大食商人蒲罗辛将大批乳香运到泉州，市舶司抽解价钱30万贯，他因此被朝廷授予了承信郎的官职。在朝廷的主导和推动下，一批批南宋船队扬帆西去。
岂不知，世界贸易是有势力范围的。自唐代开始，陆上丝路贸易先是被粟特人、波斯人垄断，后来被回鹘人、大食人主导着；印度人、大食人则垄断了从印度洋到阿拉伯海、红海、波斯湾直至地中海的海上贸易。也就是说，印度洋是印度商人的地盘，阿拉伯海是大食商人的地盘。南宋商船若想前往，首先需要问一问印度、大食商人是不是答应，除非你有天大的本事。
你别说，南宋船队还真有天大的本事，这个本事就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罗盘。有了罗盘，船只再也不会迷失方向。凭借罗盘，中国商船已经率先跨入了全风帆时代，这是阿拉伯传统单桅三角帆船根本无法望其项背的。于是，南宋船队凭借罗盘——这块敲门砖，敲开了印度、大食商人的大门。对方如获至宝，立刻同意与南宋商船合作。凭借科技实力，南宋船长们不仅控制了环印度洋航运，而且将贸易大手伸到了非洲东海岸，将人类从海岸时代带入了海洋时代。随之，广州成为海外贸易第一大港，广州、明州、泉州三大港口的税收，一度达到国家税收的20%，仅香料的税收就曾突破国家税收的10%，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据西方史学家研究，南宋的对外年贸易量，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同期的总和。难怪宋高宗在诏书中兴奋地说，市舶的利润是最为丰厚的，收入动不动就超过百万，难道不胜过取之于民吗？
海外贸易，直接拉动了江南城市手工业，制瓷业和纺织业被充分激活。制瓷基地景德镇、越窑、龙泉窑规模不断扩张，工艺日臻成熟。苏州、杭州的官营织院，织机扩到数百台，工匠达到数千人。江浙一带的农村机织户开始向城镇聚集，江浙从此成为中国丝绸业的中心，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今天。
海上贸易的繁盛，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南宋地理学家赵汝适写了一本《诸蕃志》，上卷描述了海上商路沿线五十多个国家的风情，其中第一次讲到了西西里岛埃特纳火山和亚历山大城的灯塔；下卷介绍了47种外国物产。
即便是到了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南方几个海港繁盛依旧。泉州港是与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世界两大港口。广州也不落下风，常住在广州的阿拉伯商人超过了12万，这个纪录至今未被打破。只是明、清朝廷实行了海禁，中国海上丝路才心有不甘地沉寂下来。
明王朝放弃制海权是一个“千年之谜”
南都：你谈到明、清实行了海禁，那么郑和下西洋又作何解释？
高洪雷：大明缔造者朱元璋出身农民，他坚信“农桑”才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而倭寇的猖獗更坚定了他禁海的信心。于是，他在上台的第四年——也就是1371年，下令“禁滨海民不得私出海”“片帆寸板不许下海”。大明加强了海防，修筑了海上16城，登州升格为府，成为威震海疆的北方海上军事基地。从此，“开国禁海”成为明朝的国策，中华民族从海洋退却。
30多年后，朱元璋的四子朱棣从侄子手中夺取皇位。此时，帝国财政因为对蒙古作战而捉襟见肘。于是，朱棣修订了父亲对商人和商业的歧视性法令，解除了对香料等紧缺商品的进口限制，向28个国家派出了使节。更具冲击力的是，他派出宦官郑和率领船队开始了漫长的西洋之旅。
1405年开始的郑和下西洋，先后到达中南群岛、南洋群岛、孟加拉、印度、伊朗、阿拉伯地区，最远抵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他是举世公认的海上巨人，是世界重量级航海家，是海上丝路的开拓者，堪称“大航海时代”的先驱。在时间上，他比欧洲最早的航海家哥伦布发现美洲早了87年，比达·伽马到达印度海岸早了93年，比麦哲伦环球航行早了110多年。在规模上，郑和船队每次下西洋都不少于260艘，人员都在27000人左右；而哥伦布首航只有3艘船，90人；达·伽马首航只有4艘船，170人；麦哲伦的环球之船只有5艘船，265人。在航程上，郑和28年七下西洋，航程近10万公里，绕地球三圈还多。
英国学者李约瑟曾评价郑和船队：“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西方人认为，中国在15世纪初放弃制海权是一个“千年之谜”。其实，答案很简单。郑和七下西洋，尽管在客观上疏通了海上丝路，扩大了明朝影响，引发了中国渔民南洋迁徙潮。但从主观意图上说，朝廷并未真正认识到海洋和蓝色经济的价值，它不过是朝贡贸易的一种极端形式。
朱棣驾崩后，郑和的海外计划被明仁宗、明宣宗相继叫停。直到1431年，明宣宗才诏令郑和再下西洋——七下西洋。明英宗上台后，断然中止了海外计划。之后，海禁法令确定无疑地禁止远洋航行。从1500年起，无论何人，只要被发现建造超过两个桅杆的船只，就要被判处死刑。而在1551年，就连乘坐这种船出海都是犯罪行为。
大明船队不再独霸海疆半世纪后，几个小小的欧洲船队才得以扬帆起航，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洋，进而发现新大陆（美洲），建立起一个又一个海上商业与军事帝国，人类历史进入了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成为大航海时代的先行者。仅仅数十年，葡萄牙就依靠航海，从一个农业国一跃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国家。对美洲的疯狂掠夺，则使西班牙成为第一个日不落殖民帝国。接下来，欧洲人改进了罗盘、六分仪、海图、三角帆、三桅帆船等工具和技术，发现了季风系统，创立了虚拟经纬度和三角函数理论，使得航海技术全面超越了东方。尤其是随着18世纪末蒸汽机的发明，19世纪初轮船的诞生，沧海变成了桑田，天堑变成了通途，海上贸易变成了世界语言，经济而又安全的海上丝路替代了危险而又费时的陆上丝路，荷兰、英国、美国等一个个蓝色经济帝国应运而生。
而此时的中国，仍沉溺在大陆帝国的酣梦之中。固守住疆界，笼络住人口，成为明、清实行海禁的真正目的。郑和下西洋就这样成了一个传奇，也仅仅是一个传奇。我想，中国的青年今天一定要了解和反思这段历史，才有助于我们树立21世纪正确的海洋观。
*本文作者黄茜。本系列访谈，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广州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南方都市报共同策划推出，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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