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最惨的女人（轰动上海滩的花国名妓）

几乎同时，大马路（今南京东路）上的老闸捕房也接到报案，说6天前，高级妓女王莲英与人同乘1240号汽车，“随身插戴价值六七千元的珠宝钻石首饰，出外游玩，一去不返”。根据熟人辨认，麦田中的那具女尸就是失踪多日的王莲英。那么凶手是谁，他们为什么要杀死一个风尘女子？

王莲英的身世其实很苦。据《上海花国总理莲英惨史》一书作者海虞懊侬生考证，王莲英的未婚夫姓杨，系上海某机关办事员。王莲英和杨生“早誓嫁娶于从前，旋缘父命所逼，负笈重洋，迫于时势，有约未践”。杨生回国后在“一品香”与王莲英相遇，鸳梦重温。“莲英婚约虽订，未遂从良，有志未售，常怀悒悒。而珠胎暗结”。既然怀了孕，王莲英就找杨生正经谈了一回，说：“此身已属使君妇，敢请速备青庐，迎归桃叶。”杨生自然极口赞成，跟着“整备金屋，下聘量珠”，忙于成亲。孰料小两口的计划遭到王莲英母亲的竭力反对。王母又哭又闹，指着鼻尖骂王莲英没出息，没良心，说：“你是你老子和我的摇钱树，我和你老子的生活全都指望你的无本买卖。你要是嫁人了，从良了，我们还怎么活下去？杨生又不是什么腰缠万贯的大富翁，他有什么能力供养我们衣食无忧，安度晚年？”王莲英母亲的如意算盘就是孩子照生，生意照做，嫖客照接，“杨生又近在咫尺，亦可朝夕过从。少安毋躁，再图出阁，未云晚也”。

这对王莲英的感情和自尊心造成了极大伤害，结婚不成，回家不许，只有在四马路再操旧业，放浪形骸。

上海四马路就是现在的福州路。当年上海最早的文化路，由英国传教士开办了国内第一家机器印刷厂——墨海书馆，之后汇集了上百家文化单位，书香气很浓。不过有趣的是，这条路一拐弯儿就是老上海妓院聚集区“会乐里”，半条街上妓院公开挂牌的就上百家，龟奴老鸨满街都是。“十里之间，粉黛万家，昼则绵绣炫街，夜则笙歌鼎沸”，简直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红灯区。

其实，四马路上的王莲英本来也没有什么“高级”可言。她那时和许多姐妹一样，也只能是凭槛倚栏、沿街拉客的角色。然而，上海第一届“新世界群芳选举大会”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在这次选美比赛中，她技压群芳，一举成名。

1917年12月12日的《新世界报》报道了这年冬天举办的选美活动。上海最早的游乐场“新世界”参照晚清的花榜、花选，取法20世纪新世界之共和制度，以数十万大资本之游戏场，“做群芳大会之选举场，特于二层楼上高搭彩台，别筑群芳座，又设品花席，更设看花处”，将那些四马路上的妓女全都请来现场登台亮相，献演作秀，“高抬花声价而为花花世界放一异彩”。法国里昂大学教授、汉学家安克强在《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一书中也说到了这一届的群芳大会。“那年冬天，作为上海娱乐中心之一的‘新世界’组织了一场选举。尽管被选举的对象只是一些高级妓女，但它看上去却更像是一场选美比赛。不过，与以往的开花榜不同，在这次比赛中，稍有一些名气的高级妓女大都榜上有名，即使她们得到的只是一种安慰奖。同时，花榜的形式也不再模仿科举制度，而是模仿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它选举产生的是‘花国’的代表，从总统、副总统一直到参政院的参政，另外还有各部的总长、次长，反正有足够的职位来满足大量的高级妓女的需要。这实质上是对北京政府的拙劣模仿。此外，就像在现实生活中一样，投票资格也是根据财产来决定的。一个嫖客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大量的选票投给某个高级妓女。”

这是一场规模宏大、匠心独运的民主选美：“花国选举”。游乐场聘请《新世界报》总编辑奚燕子为主任。具体操作办法是：选票每人一张，一张选票售价一元，选票上填写妓女住址及优点。该次选举的公开性，已经做到了全妓参与，并无国籍、民族、学历之限制。由于别出心裁地选出“花国”大总统、副总统、总理、总长、次长，与“共和”体制相协，所以选美艳惊沪上，震惊全国，普通百姓均热烈加入其中，完全演练了一把西方的民主制度。有选举就有竞争，这些妓女不甘于坐在家里等人评比，她们要登台竞选，表演才艺；有后台、财力充足的，还要散发传单，甚至在报上打竞选广告。政坛上有贿选，花界选举也一样，她们各找后台，各显神通。对于参加评选的青楼女子来说，是她们改变命运的大好时机。王莲英更是兴奋不已，她觉得改换门庭、鱼跃龙门的时刻到来了，在比赛中别出心裁，使出了浑身解数。《新世界报》报道说，当时王莲英一身男装出场，“浅灰袍裤金马甲”，款款登上共和厅正中的歌台，放声唱了一曲荡气回肠的《逍遥津》，顿时赢得满堂彩。经过激烈的角逐，第一届“新世界群芳选举大会”于12月23日揭晓。有210名妓女入选。王莲英“票数一万八千，权属次多数，当选为花国总理，位列第四”（载《新世界报》1917年12月24日第二版）。技压群芳的王莲英也就改弦更张，鸟枪换炮，以当红明星的标准，重新包装自己。随着授予的“花国总理”金字匾额，“莲钱出水千人选，英武能言四坐春”的对联也赫然挂起，一夜间，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麻雀上青天，乌鸦变凤凰。按照郁慕侠《上海鳞爪》和《花国总理莲英被害记》作者所说，王莲英自从当上“花国总理”后，普普通通的金银首饰全都看成了一堆破烂，她穿就穿进口的哔叽料子，戴就戴货真价实的南非钻石。为出风头，手指上常戴大钻戒，光耀炫目。王莲英顶着“花国总理”的桂冠，开始出入上海滩名流社交圈，在各种派对中周旋，穿梭舞动。可是，物极必反，乐极生悲，一场血光之灾正悄悄来临。

凶手竟上过大学

名妓被杀案轰动了上海滩。

法国汉学家安克强就曾提到过这一恶性事件，“高级妓女外出时佩戴的非常昂贵的装饰品，有时也会给她们带来麻烦。她们一般从晚上６点开始外出，一直要到午夜。虽然她们的出行路线是在一个相对有限的范围之内，但一旦夜幕降临，她们仍有遭到袭击的危险。其中最极端的案例就是那件轰动一时的谋杀案，受害者是一个名叫王莲英的著名高级妓女，她陷入了嫖客的圈套。”

巡捕房的侦探根据知情者提供的线索，很快找到了1240号车牌的车主——上海商界巨子朱葆三的第五个儿子朱子昭。朱子昭是朱亿昌的五叔。2006年春，80多岁的朱亿昌在接受上海电视台《民国遗案》摄制组专访时说：“别的证据没有，就是一部汽车，就是那一部汽车的牌照。当年上海，汽车不像现在这么多，中国人有私家车的更少。一查汽车牌照，发现是我们家的，是朱家的，包打听就到我们家里来了。”朱亿昌说，他五叔朱子昭承认1240号牌照的汽车是他家的，但是他又说，王莲英失踪当晚，这车被人借去用了。借他车子的人是洋行职员阎瑞生。于是，阎瑞生浮出水面，警方将目标锁定了这个6天前的晚上用汽车将王莲英接去兜风的男人。这个阎瑞生是个什么人？他是怎样沦为杀人凶手的呢？

中国有句老话叫作“三岁看到老”。我们从《阎瑞生自述》这本书中，可以得知这个上海小子从小聪明伶俐，但心狠手辣，报复欲极强。阎瑞生4岁那年，有个姓黄的孩子让他喝放了香灰的豆浆。他一声不吭，全都喝完。但他父亲生日那天，那个姓黄的孩子来他家吃面，他就将他事先抓到的一把苍蝇，捣烂了，拌入对方面中，导致那个孩子上吐下泻，整整一夜不得安宁。而且，阎瑞生从小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赌棍。13岁那年，他曾将母亲给他用来储蓄的10元大洋，连同他朝夕饲养的两只蟋蟀一起押在了蟋蟀盆边。不料，刚一交手，他的蟋蟀便落荒而逃，气得他当场就将两只蟋蟀一起捏死。

1913年，阎瑞生考入震旦学院（上海复旦大学前身），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大学生。阎瑞生并加入天主教，是为了享受优惠政策。因为震旦学院是法国天主耶稣会开办的一所教会学校，学生只要入了天主教，就能享受到这所学校的优惠，学费什么的都能有减免。震旦学院的校规向来非常严格，但这一切在阎瑞生的眼里都是无足轻重。他无视校规，我行我素，依然“顶风作案”，或买醉于酒楼，或寻芳于妓院；或在晚间休课时，与三五同学掷骰以博胜负。最叫绝的是，阎瑞生的骰子是用豆腐干做的，“既无声息，又无痕迹”，赌完当做零食“吞而食之”，因此被他视为“绝妙的赌具”。后来阎瑞生终因东窗事发而在毕业前夕被校方除名。他考入北京交通传习所，又在华北银行、良记公司和法租界电车公司供职。后凭借流利的英语和法语进了洋行。由于每月收入不少，他更是变本加厉，有什么赌什么，以致入不敷出，债台高筑。阎瑞生像狼一样开始寻找目标。就在这个时候，丑小鸭王莲英突然在终极PK中脱颖而出。王莲英显然还没有适应新生活带来的变化，还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无奈。她天天佩戴名贵首饰招摇过市，还不知道在不远处的草丛里有一双贪婪疯狂的眼睛正盯住她。

混迹江湖的阎瑞生自然有一套混世魔王的技巧，凭借震旦校友、洋行职员的身份混迹于十里洋场。上海商界巨子朱葆三的五子朱子昭是他在震旦大学的同学，自然成为最好的朋友。他跟朱子昭一起出去，两人一起逛窑子、吃“花酒”，所有开销都是朱子昭的。阎瑞生与王莲英原本不熟，是朱子昭将他引荐给了王莲英，从此他们一起到王家打麻将，表示跟阎有来往的都是上海滩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朱五少爷和阎瑞生经常出入跑马厅。在跑马厅，阎瑞生总是孤注一掷，希望能够发一笔横财，将以前所有欠债全都了清。结果到最后，连从他的相好、妓女题红馆那里骗来一只钻戒，典当所得的600块也输个精光。想不到，旧债未了又添新债。而朱五少爷财大气粗经常出入各种娱乐场所，和当时沪上的名媛佳丽自然非常熟识。对于新近走红的“花国总理”当然追捧有加，这使得与朱五少爷形影不离的阎瑞生更有机会目睹这个花界新宠的珠光宝气。一个罪恶的念头一闪而过，穷途末路的阎瑞生决定孤注一掷。

1920年6月9日下午1时，阎瑞生对朱五少爷的汽车司机说有事要借车，并说他自己会开车，不用车夫代劳了，给了车夫10块银洋，叫他洗澡剃头去。从朱五少爷那里借到汽车后，阎瑞生将车开往了四马路。当晚６时半，阎先到四马路福裕里妓女小林黛玉处，写了一张局票（旧时用以召唤妓女的字条——笔者注）叫王莲英过来堂唱，随后又说兜风。其实这个时候王莲英还是有机会免遭杀身之祸的。据后来王的小姐妹“小林黛玉”证实，案发前，他们三人围桌而坐。阎瑞生想约王莲英去兜风，而小林黛玉见阎很可疑，暗示王莲英不要去，而王却不以为然。因为那时的妓女，最喜欢乘汽车驰骋于十里洋场间。就在当晚7时左右，阎瑞生以兜风为名，将王莲英骗上了那辆牌号为1240的汽车。王上车后发现车子里还有另外两个人，一个叫吴春芳，另外一个叫方日珊，都是阎瑞生臭味相投的朋友。

阎瑞生将车开出四马路，拐入西藏路，再进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然后一直西行到曹家渡，经北新泾到虹桥，又向东到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再调头向南。及至抵达虹桥一带，天已完全黑了。“都是麦田，到处黑压压的，没有一个人影，阎瑞生他们就下手了。”

捕房千里缉凶

阎瑞生是个天主教徒，案发后他仓皇逃到位于江苏松江县佘山天主教堂躲了起来。教堂系法国传教士在佘山半山腰所建，被罗马教皇敕封为“圣教”。当时，巡捕房的侦探闻讯一路追到佘山，教堂的牧师却说没有此人，严词拒绝巡捕房侦探入内搜查。老闸捕房的侦探只得铩羽而归。阎瑞生出逃以后，阎家所在的广东路王大吉药店对面百花里周围，已在中西警员的严密监控之下。他们张开大网，守株待兔，以防阎瑞生重新回到那个父亲死后他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家。

据1920年12月上海新闻编译社出版的《枪毙阎瑞生》透露，阎瑞生先是在佘山天主教堂里躲了一阵，然后又“带同母妻”去了他岳父家。该书中说，阎瑞生并未将谋财害命之事告诉其岳丈，这是遮护自己的体面。而其岳丈母对待女婿女儿皆如平常，哪里知阎瑞生有这种行为。况阎瑞生凡事颇能随机应变，不肯露出半句秘情。这日其岳丈坐在家中，拿着上海发来的日报展阅新闻，忽见报纸载有公共租界小花园妓女王莲英被阎瑞生诱乘汽车兜风谋毙劫财钻饰等物弃尸于麦田，捕房密查凶身等情。该老翁阅罢报纸，立时大惊失色，即将此情告诉老妻，然后喊阎瑞生至面前问道：“你在上海做的好事，至今仍然隐而不露，你真是不成人道之类。”阎瑞生闻言勉强答道：“我在上海未曾做什么事情。”岳丈道：“你还辩护，现有报纸在此。”说着，将报递与阎瑞生手中。阎瑞生接着报纸一看，立时面如土色，即跪下道：“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老人家了。大祸造就，因此而来，到府上避险挡风。尚求你老人家发慈悲之心，容留我才好。”那老翁怒道：“你到今日自知有罪，平日不从勤俭路上去走。可见你荒荡乃成自然，枉有中西学识，不图上进，今日弄到急难地步。逃遁我家中来也不见得保护你安稳无忧，你可快点儿出去寻藏身之处，不要连累我全家。”

阎瑞生无奈告别亲人，出了岳父家即外逃青岛。他外逃青岛是为了像那些前清遗老、民国罪魁一样，也能“托庇洋人势力”，逃避法律制裁。此时的阎瑞生早已是惊弓之鸟，累累如丧家之犬。

阎瑞生在青岛遇到一个算命的。算命人信口开河，说有女鬼追他，只有远走高飞，投亲靠友，才能逃过此劫。他就从青岛到济南，又从济南到徐州，在围墙与站台之间的路轨上被当地警方逮个正着，上海闻讯派去两个捕探，即包打听。可是那两个包打听从来没有见过阎本人，通缉令上的照片又不清楚。所以，他们到了徐州，第一件事就是给他照相，照片拍好，带回上海，拿到当初借汽车的主人朱五少爷家里辨认，朱子昭确定不疑。

1920年８月８日上午，在徐州落网的阎瑞生被上海警方押解回沪，暂押老闸捕房。８月17日，阎瑞生供出同党，租界警方旋即按照他的供词将藏匿在宝山路黄德昌茶叶店楼上的吴春芳捉拿归案，带回捕房收押。《申报》又刊登了公共租界总巡捕房总稽查处通缉令，说安徽徽州府歙县苏村人方丽山，即方日珊，“为因与西历一千九百二十年六月十五号，在虹桥路荒地，谋毙妓女莲英一案有关系，业由会审公廨出票拘拿在案，因此合行通缉。”

最终伏法

８月20日午后，租界当局本拟在第四公堂审理王莲英被阎瑞生等人谋害一案，实在因为闻讯前来看热闹的市民太多，造成公堂内外秩序大乱，不得不临时改为楼上第二刑庭审讯，想要围观的人大半不得入内。

作为证人，四马路福裕里妓女小林黛玉告诉会审官，阎瑞生邀她“同去乘坐汽车，当时谢绝。后来他与莲英一同外出，确见莲英满身插戴，都是贵重饰物，既有别针、手镯，也有钻戒。”又证实说，案发前，“三人围桌而坐”。阎瑞生想与王莲英兜风去，而小林黛玉“因见阎瑞生多可疑”，就在桌下拿脚去踢王莲英，暗示她不要跟阎瑞生出去。而王莲英大咧咧的，满不在乎。小林黛玉又把她叫进里间，“叮嘱拒绝”，“而莲英仍不听”。这是因为“沪上之妓女，最喜欢汽车，驰骋于十里洋场间。服装炫耀，钻石光芒。顾盼自雄，旁观侧目。风头之健，无过于是”。

《申报》报道，８月27日午后，租界当局“着令起解，予以引渡，将阎瑞生、吴春芳押乘汽车至北火车站，乘快车至新龙华站下车”，交给了淞沪护军使署军法课。

１０月８日，王莲英案讯理终结，阎瑞生和吴春芳当堂对质。阎瑞生死到临头，依然百般狡辩。吴春芳问：“阎瑞生，你凭良心说，不但谋害是你起意，绳子是你叫带的，当时在麦田内还拿药水瓶子灌那个女人，你这还不是要把她弄死吗？你还想把罪推在我一个人身上？”阎瑞生说：“我现在已经承认了。我图劫莲英之财，不能不将她谋害。堂上如能成全，总求格外加恩。”随即，阎瑞生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当时王莲英被骗上车以后，由阎瑞生开车，王莲英坐前排，吴春芳、方日珊坐后排。一门心思想着炫耀的小女生根本没多想，阎瑞生将车开出四马路，拐入西藏路，再进静安寺路，然后一直西行到曹家渡，经北新泾到虹桥，又向东到南洋公学，再调头向南。及至抵达作案现场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

关于王莲英的被害的经过，各种资料记载尽管细节略有不同，但全部指向3个凶手。胡根喜在《老上海四马路》中的叙述是，阎瑞生“见路边有一大片麦田，便停车，说是下车小便。王莲英并不以为疑。阎走后，吴春芳与方日珊则将王莲英从车子里拖了出来，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哥罗方药水往她嘴里灌，使其昏迷”。之后，他们又用麻绳在她的脖子上紧紧地勒了十几道。及至阎瑞生回来，“发觉王莲英尚有气息，恐其复活过来，就叫吴春芳与方日珊再度使用药水，再将王莲英勒死”。

《枪毙阎瑞生》这本书说王莲英见汽车停在麦田路边，害怕了。她在被按倒前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对阎瑞生说的：“哥哥，你要钱，我给你钱好了。你不要弄死我的命。”阎瑞生当时跳上去，只顾拿带有麻醉作用的哥罗方药水往她嘴里灌注。吴春芳和方日珊将王莲英勒死后，即“将被害人身上所御之大小钻戒各一只，珠项圈一个，碎钻耳环一对，碎钻挖耳一支，碎钻手镯一只，碎钻别针二只，金手表一只，金小镜一面，尽行劫下”，藏入衣袋，后又给了阎瑞生一部分。阎瑞生让他俩“移置莲英于低处免为路人所望见”，自己则原路返回，将汽车交还朱家车夫。之后闫瑞生又到各处应酬，努力给人一个既不在案发现场，也没有作案时间的假象。

按上海沈鹤记书局1921年版《上海花国总理莲英惨史》所说，阎瑞生开始时与王莲英关系极好，莲英“酬应间格外周到”。但这个阎瑞生花心极重，与莲英相好的同时却和别的女人有染，这使莲英很生气，阎几次求欢均被莲英婉拒，“而阎生情不自禁，终思尝鼎一脔，及至探悉莲英与杨生有啮臂盟，不禁醋兴如焚，心怀叵测，欲施其剧烈之对待”。

还有一种说法，“起初，阎瑞生只想劫财，不想杀人。他只想洗劫王莲英的金银首饰，并不想夺取她的生命。但是吴春芳和方日珊辣手，他们不答应，他们要杀人灭口。他们跟阎瑞生说，今天你放过她，明天她放不过你，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阎瑞生一听害怕了，就跟他们一起把王莲英勒死了。”

事发以后，王莲英有一个姓石的相好的，是他出面张罗将莲英下了葬。这个姓石的和朱子昭家是邻居，跟朱家少爷要好。他跟王莲英交往了好几年，都谈婚论嫁了，没想到阎瑞生下手更快，更狠，把王莲英杀了，毁了他们两人的情缘。王莲英死得那么惨，他很伤心，见人就掉泪，说是不想活了，也想跟王莲英一起去。朱家少爷就劝他，人死不能复生，你也不要太难受了。既然你们也好过一场，那你就给她办了后事，给买一块坟地，帮她落葬了，这桩事情就此了解。姓石的点头称是，就出面张罗，把王莲英的尸体弄回去埋葬了。当时连警方也找不到被害者王莲英的家人，可怜的青楼女子最后一程总算有个人发送，也不枉他们交往一场。

经过几个月的审理，王莲英血案终于落下法槌。1920年11月23日，淞沪护军使署军法课课长宣读了判决书：“被告阎瑞生，事先起意，临时实施，其为本案首要，固无疑义。被告吴春芳，听从被告阎瑞生邀约，转纠在逃之方日珊，共同实施，实为本案共同正犯，且核其犯行至为残忍，实为穷凶极恶，罪不容诛。被告阎瑞生吴春芳二名，均应按照惩治盗匪法第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处死刑。”

当日午后２时，阎瑞生和吴春芳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当时刑场附近，观者如堵，水泄不通，万人空巷。赶来看热闹的既有阎瑞生的朋友，也有四马路上的妓女。阎瑞生双目紧闭，一声不吭。

阎瑞生服刑之前，曾留下了一部长达数万言的“自述”（即《阎瑞生自述记》，由上海世界书局1923年８月出版），他在“自述”的最后痛苦地写道：“昨天我从巡捕房里出来，只见慈母泪流满面，知道是在为我痛心万分。我是一个独子，从小到大，没有一天不受到慈母的溺爱。平日滥嫖狂赌，慈母总是声泪俱下地告诫我说：‘你要不是早日悔悟，我一定会看见你自食恶果的一天。’我以为老生常谈，过耳就忘。及至今日，后悔莫及。真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完全可以作为人世间一切作恶之人的教训！”

这起具有警示意义的案情，随即被改编成京剧时装戏《枪毙阎瑞生》、文明戏（话剧）《阎瑞生》，又拍摄了无声电影长故事片《阎瑞生》，还出版了十几种同类题材的书籍。血案告诉人们，当用青春换取物质享乐，以尊严去博取假意的欢呼时，则炫耀和虚荣便成为杀手。而命案犯从游戏人生到草菅人命，反映出道德迷失后反社会的极端人格特征。因此冷漠和极端从来为社会所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