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伟大的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学的深度陀氏诞辰200周年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伟大的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学的深度陀氏诞辰200周年意大利艺术家用拖拉机在大地上制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像。约瑟夫·弗兰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之初就声明：“我所写的这本书并不是一部传记，或者说，即使它是一部传记，那也只是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因为我不是从生活写到作品，而是绕道走了另一条路。我的目的在于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这一目的决定了我对细节的选择以及我的视角。”的确，弗兰克的这部著作与其说是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不如说是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传记，因为它没有编年史一般讲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而是无一遗漏地详细解读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包括他的所有长短篇小说和《作家日记》，甚至还有他写的文章。可是，读者不得不承认，弗兰克写出了一部个人成长史、社会变迁史和文学创作史，通过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把这三方面的内容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读完弗兰克的这部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我们不仅更深刻地理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而且看到
九部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关的著作。
到第四卷《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年代，1865-1871》，面对危机，他只能依靠写作为生。有个出版商给他设了个圈套，约他写一部这篇小说，如果他不能按时交稿，就可以在九年的时间内发表他的作品不付给他任何报酬，这样他就完全没有收入了。当时《罪与罚》《赌徒》面临交稿，他无法按时写出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的朋友米柳科夫向他建议，咱们有许多文学界的朋友，找几个来，每人为你写一段，然后你一攒一改就行了，他说我不能干这种事。不然就找个速记员，速记当时是个新兴行业，你说什么，让她给你记，这样快，结果因为这个事他第二任太太出场了，第二任太太是一个比较出色的速记员，他虽然因此度过了《赌徒》直接带来的难关，但是他的财务状况没有丝毫解决。因为他第一任太太和哥哥去世给他留下的包袱，包括他的嫂子和哥哥的三个孩子，侄子侄女，还有前妻留下来的继子，要我说他们是一些没良心的人，这么困难还逼他，向他要钱，他稍微有点稿费都分走了。
他没办法，订婚后有一天去他太太家，彼得堡的冬天多冷啊，看给他喝了好多热茶怎么还不行，一看他没穿大衣，嫂子向他要钱，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好把大衣当了。
看来实在不能待了，他就和太太以蜜月旅行为由出国了，为了躲债在国外待了四年没回国。他们在国外的生活非常艰难，例如意大利，这时他太太快要生孩子了，意大利的那种炎热简直是人间地狱，就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文学创作却迎来到了高潮。后来他觉得不能继续待在国外了，创作源泉枯竭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夫妇就带着孩子回国了。
在第五卷《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知的衣钵，1871-1881》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国后的地位改善了，他的创作也成熟了，思想也成熟了。他依然跟以赫尔岑、别林斯基为代表的，无论怎么流变都是这一脉下来的激进派藕断丝连，他的倒数第二部长篇《少年》发表在民粹派的刊物《祖国纪事》上，民粹派是激进派的一个变种，他一直认为他与激进派最大的分歧在于激进派不讲道德，没有道德观念，没有宗教情怀；民粹派相对有一个进步，它接受基督教的道德观念，但是不接受基督教信仰。他希望跟民粹派有某种和解，尽量继续引导民粹派人士，后来他失望了。在“走向人民”运动失败以后，即大批民粹派前往农村，跟农民结合，启蒙农民，最后失望而归，结果他们转向极端，变成民意党，开始走暗杀的道路，这时候他对激进派不再有任何幻想。《少年》时还是有某种幻觉，《少年》之后就是《卡拉马佐夫兄弟》，《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他集大成之作，《卡拉马佐夫兄弟》实际是阿廖沙前传，在书中作家说我写这个人必须从十三年前开始讲起……
值得再说一下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前二十天。托尔斯泰有一个堂姑，想方设法通过别人认识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想认识托尔斯泰。当时托尔斯泰已经隐居在亚斯纳雅波良纳，与世隔绝，所以他很想了解这个人。他和托尔斯泰有过一次失之交臂。哲学家索洛维约夫办了个系列讲座，他每期都去听。有一次斯特拉霍夫也去了，但是那次斯特拉霍夫躲躲闪闪鬼鬼祟祟的，好像有什么事儿，讲座结束后斯特拉霍夫说托尔斯泰也来了，但千叮咛万嘱咐不能让别人知道，听完讲座后就先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惊讶和失望，他至少失去了一个亲眼仔细观察托尔斯泰的机会：“可您为什么不悄悄地告诉我谁跟您在一起？”他责备地问斯特拉霍夫。“我至少可以看他一眼！”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想跟托尔斯泰有所接触，至于接触之后干什么不知道，这套书里面多次提到主观上、潜意识中，他有跟托尔斯泰在文学上竞争的意识。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之前不久，托尔斯泰的姑妈把他请到家里，因为与托尔斯泰在宗教观点上有分歧，托尔斯泰当时已经放弃了基督教信仰，他姑妈非常失望。她与托尔斯泰一直有通信联系，她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找来，要向他倾诉这些事情，她把托尔斯泰的信拿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看，还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拿走了抄件。后来斯特拉霍夫也想了解这事，还专门去找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抄件。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的笔记有这么一句话：“一个人能够自我崇拜到什么程度”，说的就是托尔斯泰，如果他不死，对托尔斯泰的想法或者会在作品中表现，或者会在《作家日记》中写出来。
约瑟夫·弗兰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之初就声明：“我所写的这本书并不是一部传记，或者说，即使它是一部传记，那也只是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因为我不是从生活写到作品，而是绕道走了另一条路。我的目的在于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这一目的决定了我对细节的选择以及我的视角。”的确，弗兰克的这部著作与其说是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不如说是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传记，因为它没有编年史一般讲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而是无一遗漏地详细解读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包括他的所有长短篇小说和《作家日记》，甚至还有他写的文章。可是，读者不得不承认，弗兰克写出了一部个人成长史、社会变迁史和文学创作史，通过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把这三方面的内容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读完弗兰克的这部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我们不仅更深刻地理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而且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了解了十九世纪中期俄国的历史。最后，就具有重要思想意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这也是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史。
意大利艺术家用拖拉机在大地上制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像。
刘佳林：陀斯妥耶夫斯基与俄国社会文化史
戴老师提到弗兰克不认为这本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传记，我的理解是，弗兰克为我们提供了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传。作家传和一般传记的区别就在于，不仅要写作家这个人，还要写这个人怎样成为作家的历史，写他创作作品的历史。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弗兰克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好地呈现了一个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成为伟大作家的过程。从传记的角度看这部作品，我想谈三个方面：
第一，我们看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非常深刻地领会到弗兰克努力揭示的一个重要内容，即一个伟大苦难者的作家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承受的第一重苦难，是在1849年因为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被捕，经受了假死刑，之后流放十年；第二重苦难，是癫痫病对他的折磨；第三重苦难，是作家内心理性和信仰之间的矛盾，两者在他的意识中不断激烈地搏斗，让他经受精神的磨练。这三个方面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中都得到充分的呈现。
这里仅举一例，1849年经受假死刑对他造成的影响。直接面对死亡而后死里逃生，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是难得的经历，也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在《白痴》中讲述了这个故事，但他始终不会忘记这个经历。第五卷中写到，1878到1879年的冬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诗人雅科夫·波隆斯基家做客，波隆斯基家在谢苗诺夫校场边上，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受假死刑惩罚的地方。波隆斯基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带到窗口，指着外面说问他，是否认识这个地方。“认得！……认得！……当然认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把1849年受难的情形详细地讲了一遍，然后陷入了沉默。这时候波隆斯基安慰他说，好啦，一切都过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低声反问：“真的过去了吗？”
这已经是1878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881年去世的，去世前三年这个事情一直还在他心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苦难者的形象，在弗兰克笔下得到很多的描绘，以至于一些读者，尽管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不喜欢《群魔》，不喜欢他的政治观念，不喜欢他犹太主义的思想。但是，只是因为他经受的这些苦难，他们从心底热爱陀思妥耶夫斯基。
刘佳林。
第二，弗兰克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展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俄国的历史、现实，文化、思想、精神、信仰之间一种宽广而亲密的联系。我很赞同戴老师的观点，我们把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个作家放在一起论说时，喜欢用广度描述托尔斯泰，用深度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但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他的广度，这种广度可能在某些方面托尔斯泰也不及。
《陀思妥耶夫斯基》五卷本对这部分内容有充分的描写，我举个例子，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由于他对俄国历史、现实、文化、精神、思想等把握的广度，进而带来了他对俄国文学的深刻理解。第五卷中提到，1880年5月下旬到6月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去莫斯科参加普希金纪念碑的揭幕仪式，在这个仪式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跟屠格涅夫有个竞争，屠格涅夫先发表演讲，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二天再讲。弗兰克用很多笔墨，作了很多渲染，来讲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普希金的理解。他充分地阐发了他所理解的普希金的意义。第一，即使是在普希金创作的第一个阶段，一般文学史家看来还是模仿西方的阶段，普希金已经表现出他的俄罗斯品质。陀思妥耶夫斯基阐释了普希金的作品《茨冈》中的阿乐哥形象，他认为阿乐哥是俄罗斯大地上的一个不幸的漂泊者的形象，彼得大帝改革之后这种形象就在俄国出现。普希金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个形象，后来又在《叶甫盖尼·奥涅金》当中，通过奥涅金的形象，进一步塑造刻画了这个不幸的漂泊者的形象，成为俄国文学经常出现的多余的人的形象。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普希金的第一重理解。
第二重理解是，普希金写《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时候塑造了一个俄罗斯女性的形象——达吉雅娜，最后达吉雅娜拒绝了奥涅金向她的求爱，因为她已经嫁给一个年纪很大的将军。很多人不理解达吉雅娜何苦要忠诚于年老的将军。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达吉雅娜是普希金笔下的俄罗斯的灵魂，她对奥涅金的拒绝，对婚姻的忠诚，源自俄罗斯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一个人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不幸基础上，哪怕那个人是一个年老的将军。“幸福不仅仅是享受爱情，幸福还是最高的精神和谐。”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对普希金与俄罗斯精神进行了准确的关联。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普希金的阐释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普希金有着深刻的理解，并且他揭示出普希金作为伟大的诗人，在整个俄国文学、文化历史上的先知地位。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这个广度，他对普希金的理解是不可能这么深入和准确的。所以他在莫斯科的演讲引起了轰动，当时所有听众纷纷拥抱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破解了普希金的秘密。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能破解普希金呢？屠格涅夫也在破解，很多作家、评论家都在试图理解普希金，为什么唯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取得了成功？正因为他有这样的广度，他把自己的创作跟整个俄国社会文化史结合起来，因此他才能理解普希金在俄国的地位和意义。
第三方面，五卷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充分证明了全世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判断，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思想的艺术家。当我们在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偏重于他作为艺术家、小说家的一面，有时候我们会说他是一个思想家。如何来让读者理解作为思想的艺术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呢？弗兰克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整个的创作历程揭示了这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和艺术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的很多思想，其实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抽象观念、哲学上的东西，而直接根植于俄国社会。
《地下室手记》是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要作品，弗兰克就是从《地下室手记》开始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他从《地下室手记》切入，试图去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当中很多观念升腾而形成的幻景，如果不把这些幻景放在历史环境当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就成了一个幻想家、心理学家、哲学家，而一旦放在俄国现实当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一个伟大的、思想的艺术家。
莫斯科地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站。
糜绪洋：陀斯妥耶夫斯基在俄研究与在中国影响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苏联、俄罗斯的研究状况，可以标几个关键的时间点，一个是他刚刚逝世之后到苏联建立之间的这段时间，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白银时代，那时俄罗斯诞生了很多哲学家，尤其是宗教哲学家，比如梅列日科夫斯基、别尔嘉耶夫、洛谢夫、舍斯托夫等，他们对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内的俄罗斯经典作家进行了各种阐释。这些著作，与其说是严谨的学术研究，更多的是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念来阐述作者自己的思想，但他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深度的发掘，至今是后世很多学者的严谨研究所不能企及的。
1921年，也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一百周年，苏联进行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这对主办者而言还是颇为尴尬的，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很多方面跟他们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没想到革命成功后，第一个要庆祝的大作家诞辰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当时的陀学研讨会，在同一张桌子的两边还能坐着立场截然不同的人。一边是别尔嘉耶夫这样的宗教哲学家在大谈陀氏的启示意义，另一边坐的是卢那察尔斯基，苏俄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即教育部长），说着新政权应如何批判性地接受陀氏的遗产。不过好景不长，宗教哲学家们一年后差不多都被送上“哲学船”驱逐出境了。
但也有一些学者没有出席这场研讨会，比如形式主义文论最重要的传人巴赫金，当时他已在酝酿自己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稿。几乎要到半个世纪后，历经无数磨难，他的论著才会被人重新发现，彻底改变了陀学研究（确切地说，是一切文学研究）的格局。
官方试图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包装成一个书写“被侮辱与伤害者”的革命受难者，而对于他们不喜欢的部分，则要么变形一番塞进官方体系，要么进行严厉批判。二三十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著作尽管为数不多，但还是在有条不紊地进行，除了许多后来成为经典的研究著作外，陀氏手稿、书信的整理也在进行。1935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最不受当局欢迎的《群魔》。此事在主流媒体上引起大争论，最后已出版的书被收回，出版社领导和编辑承担了毁灭性后果。过去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多只是个“不方便”的人物，现在他开始变得“危险”了。
糜绪洋，俄罗斯科学院副博士研究生，俄语译者。
战后苏联的文化管控一度有所松弛，但1946年日丹诺夫对阿赫玛托娃、左琴科的批判（那句著名的“一半是修女一半是荡妇”即诞生于此时），在文化界引起非常大的连锁反应，1947、1948年，多利宁和吉尔伯丁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受到批判，结果从1949年起一直到1956年，持续七年时间苏联没有发表、出版过一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文或专著。
直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前几周，苏联宣布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当年官方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以巨大的印数发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十卷文集。这个标志性事件意味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苏联得到了部分平反，作为一个文化史现象，它与赫鲁晓夫的解冻进程是密切相关的。
197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150周年，苏联在官方层面上举办了非常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尽管仍免不了按照官方立场重塑一个苏维埃作家形象，但苏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可以在这一年划一道分界线，“后71年代”陀学研究著作的数量开始井喷，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有学者统计过，在俄罗斯的论文网站上（类似知网）用题名、关键词、摘要检索“陀思妥耶夫斯基”，结果是从2016年起，每年发表的文章都超过一千篇。若再算上未稍稍提及他的论文、专著的章节等，这个数字差不多要乘以六。换言之，一个人用一年时间也看不完俄罗斯学界一年内产生的陀学论著。
1971年的另一个重大事件是“现代陀学”奠基性巨著三十卷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开始由苏科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着手编纂出版（从1972年出版第一卷，历时十八年，到1990年才出齐）。这套全集的编者都是顶尖学者，比如主编弗里德兰德尔，中文世界翻译过两本他的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世界文学》，但其实他最大的学术成就是主持了这套《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许多顶尖陀学家都放弃了个人功名，全身心扑在了《全集》的校勘和注释编写工作上。
我们知道，中文世界也有《鲁迅全集》《茅盾全集》等，但它们和苏联学者编的各种作家全集完全不一样。翻开三十卷陀氏全集，可能首先就会被那种密密麻麻的观感震撼。每部长篇小说所附的注释都比正文还要厚。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某处提到伏尔泰说过什么，那注释不会简单写一句“伏尔泰，生卒年月，法国思想家，著有这书那书”就完了，它会很详尽地论述这里指的是伏尔泰什么著作中的什么话，陀氏对伏尔泰的哪些思想接受，哪些思想不接受，他在人生不同阶段对伏尔泰的认识有什么变化，等等。
弗兰克的传记写作差不多也是与三十卷同步，第一卷出版于1976年，第五卷出版于2002年。如果大家在阅读时仔细从文献考察的话，会发现他前几卷还得自己做很多细节考据工作。而到后两卷，这些事情省了大半，因为三十卷全集的编纂者都帮他做完了，他只需直接引用他们的成果即可，可以把更多精力花在文本细读和比较研究上。可以说，他是从巨人的腰上逐渐站到了巨人的肩膀上。
差不多在十年前，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二十二卷的中文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就是以三十卷全集为底本。当然严格来说并不全，我粗略统计过，《作家日记》大概只收录了三分之二，而书信光未收篇目的目录就有16页（当然其中多数可能都是不重要的事务性便笺）。手稿、笔记完全没有收录，题解只有文学作品有，且都是很简要的摘录。即使如此，也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了。
所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手稿，中文世界基本尚未翻译过。弗兰克的传记里面引用、论述了不少，这可能是目前在中文世界能读到最多陀氏手稿的地方了。手稿为什么重要？首先可以通过它知道一部作品从作家脑海中几个构思发展到最后成型的整个创作过程。再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身的观念在文学作品往往是通过角色之间的对话，以间接的形式表达出来，而他在手稿中，则以命题的形式非常精确地写出来，因此两者之间往往可以互作参照。
2013年开始，普希金之家的学者又开始编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二版，总共三十五卷，目前编了九卷。新版新在哪里？一个是文字部分重新校勘，另一个是题解、注释大大丰富，补充了许多苏联时期需要规避的内容，以及近几十年来陀学研究取得的新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