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老板的心酸与无奈（老板工程危害大）
工程老板的心酸与无奈（老板工程危害大）吉利可能并没有进入这个阶段。吉利的市场并不大，也不够稳定，吉利的市场位置并不清晰，员工的精神和忠诚也是不牢靠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创业者的企业家必须确保自己在场，向员工和竞争对手显示自己对于局面的绝对控制力。那么，吉利集团、吉利汽车是否已经到了相对成熟的阶段，企业内部是否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稳定的规矩?是否足以保证，只要是平均水平以上的人来领导吉利，吉利就不会出现如果李书福在场就不会出现的重大失误？人们有些惊诧徐刚，对吉利而言，他算是两个完全的“新人”：完全“官方背景”、完全没有企业实战经验。李书福当时的解释是，世界上像奔驰、宝马等大公司，都在用有财务背景的人做高层管理。言下之意，吉利使用徐刚，也是业界的惯例。李书福自己退到后面，对此《中国经济时报》刊文质疑：“未免太急了一点。”还为吉利提了一个马克斯·韦伯的“克里斯玛”的问题：谈到李书福和兄弟们有“嗅到利润机会的天赋”，这种天赋有可能会让创
上文说到李书福大年三十遭北京来人调查“老板工程”《吉利尾大不掉，“老板工程”是良药还是毒药？李书福为何手起刀落》，虽然中间历经曲折但也巧遇挚友，结果还算是有惊无险。虽然单就“老板工程”而言，对李书福算是圆满结束，但对吉利来说却是造成很大的伤害，此时的吉利千疮百孔，李书福唯有拿出壮士断腕的魄力，才能带吉利走出这个沼泽。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李书福的“大胆”。
此时的吉利，就像一支游击队要被改造成集团军，所面临的争论与冲突是全方位的，从利益、管理、人事到企业文化，都需要重塑。李书福铁了心要搞现代企业治理制度，把制度当作企业的信仰，这不仅涉及亲朋的出局，还得克制住自己的行为。
2002年5月26日，李书福在北京，面对众多邀请而至的媒体，宣布了一个重要决定：将吉利集团的所有管理权、经营权交给两位“外来和尚”—徐刚、柏杨。他们俩分别担任吉利集团的首席执行官与吉利汽车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徐刚加盟吉利之前，是浙江省财政厅的党组成员、省地税局的总会计师，属于浙江省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之一；柏杨之前曾参与并主持沈阳金杯客车、中华轿车项目的工作，算是一位资深汽车人。
人们有些惊诧徐刚，对吉利而言，他算是两个完全的“新人”：完全“官方背景”、完全没有企业实战经验。李书福当时的解释是，世界上像奔驰、宝马等大公司，都在用有财务背景的人做高层管理。言下之意，吉利使用徐刚，也是业界的惯例。
李书福自己退到后面，对此《中国经济时报》刊文质疑：“未免太急了一点。”还为吉利提了一个马克斯·韦伯的“克里斯玛”的问题：
谈到李书福和兄弟们有“嗅到利润机会的天赋”，这种天赋有可能会让创业中的企业家成为德国著名学者韦伯所说的“克里斯玛”，也就是魅力领袖式的人物，最终能够把来自“五湖四海”的各种人物和他们不同的追求，整合为一个具有统一的目标、具有一定的秩序的组织。日后，该企业即使由其他人来领导，也可以按部就班地完成企业的既定目标。而企业员工从这套规矩中能够隐隐约约地感受到创业者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塑造着企业的“传统”。
那么，吉利集团、吉利汽车是否已经到了相对成熟的阶段，企业内部是否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稳定的规矩?是否足以保证，只要是平均水平以上的人来领导吉利，吉利就不会出现如果李书福在场就不会出现的重大失误？
吉利可能并没有进入这个阶段。吉利的市场并不大，也不够稳定，吉利的市场位置并不清晰，员工的精神和忠诚也是不牢靠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创业者的企业家必须确保自己在场，向员工和竞争对手显示自己对于局面的绝对控制力。
另一方面，中国汽车市场真正的大变局还刚刚开始，汽车业的合纵连横好戏才刚刚开演，这个关键时刻，正是具有领袖魅力的企业家大展宏图的时刻。而李书福选择在此时退居幕后，是明智，还是冒险？
李书福的阵痛与期望
文章并没有切中李书福真实的痛。李书福谈到自己为什么选择这两人时表示：“选用他们两个人，我要让大家知道，我不是在搞家族企业，吉利集团唯才是用。“
这还真不是李书福作秀。实际上，他和徐刚、柏杨“约法三章”，自己作为董事长只干三件事：
第一，作为企业的形象代表，接待高层领导需要他出面；
第二，把握整个吉利集团的发展方向，涉及整个集团发展方向的内容，徐刚、柏杨都必须和他商量；
第三，具体的经营管理虽然由徐刚等人来管，但广泛的市场调研他要去做。他脱离具体事务，正好拿出时间，发挥自己的特长，背个小包到处走。
其他的事，都全权交给徐刚、柏杨去做。
后来徐刚在和零点研究集团董事长袁岳的一次对话中谈到，“李书福要把公司在各地方的办公室全让给我，我说我们不要再另搞一个办公室了，于是我们俩就坐在一起办公”。
袁岳不看好家族企业的治理制度，他认为：“家族制企业具备排斥人才、面对社会意识形态的负面压力和内部纷争的一切弊端，远远抵消了它可能在高层人士间信用联结上带来的细微好处。”
此外，袁岳还认为：“由于不能区分家族所有和家族管理的界限，很多家族制企业主和学界人士也陷于为家族制管理卫护的迷思，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的家族制企业大半只能作为中小规模企业存在的前途，而无论企业主的雄心有多大，除非私营业主真正解决了管理专业化路向和家族所有之间的良性关系。”
在袁岳看来，吉利正走在正确的方向上。“徐刚显然带给了吉利不少李书福之不能，而李书福也因此超越了自己过去之诸多不足，无论别人把李看成什么人，今日之李书福不再只是家族的代表，而成为包括徐刚等在内的吉利新管理团队的领导人，这就超过了许多过去与李书福同等或者稍高的民营或者非民营企业家的独断作为。
某种意义上，徐刚的到来，可看作吉利从家族企业转身为现代企业的标志。吉利在新世纪面向专业人才打开了大门，重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独特的企业文化
当张爱样第一次到吉利时，就发现吉利内部正在发生着某种积极的化学反应。
张爱群早期在东风汽车公司工作，曾被派往合资公司，在公关部干过，后来又负责市场，成为女性在中国汽车行业担任销售公司总经理的第一人。她一路从武汉到临海，先到食堂吃完饭，紧接着直奔李书福的会场。因为第一次来，张爱群觉得这应该是一次见面会。
没料到的是，会上她被撂在了一边。李书福和徐刚两人当着她的面，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还在旁边备好的黑板上指指画画，谁也不服谁。
仔细一听，两人在争论吉利的组织结构。这让她“大饱眼福”，觉得很新鲜。工作了这么久，没想到在这家公司，大家都不那么在意自己或者对方的“身份”，讨论问题时都这么直率、坦诚。
李书福写过一首诗歌，叫《为了一个美丽的追求》，里面有这样一句：“为了一个共同的使命，我们不止一次地争论不休，只是为了一个美丽的追求。”这个美丽的追求是造车。
这种独特的企业文化，吸引了张爱群等一大批中国汽车人加入吉利。
写在最后：
从家族式企业变成现代化企业，吉利得到了发展与稳定。从零零散散的游击军变成上下一体的正规军，李书福得罪了不少人。但面对“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险境，李书福唯有放手一搏，在明知道风险不小的情况下，不得不抽身而退，放手大权。也正是因为有了如此大胆的“汽车疯子”李书福，吉利才能于危境中重获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