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三国时期叫什么名字(武昌鄂州在三国战争中的地位经历了由盛而衰的演变)
武昌三国时期叫什么名字(武昌鄂州在三国战争中的地位经历了由盛而衰的演变)前乞精兵三万,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阐以后,益更损耗。今臣所统千里,受敌四处,外御强对,内怀百蛮。而上下见兵,财有数万,赢弊日久,难以待变。”他请求朝廷迅速增调兵马,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乞特 诏简阅,切料出 以补疆埸受敌常处,使臣所部足满八万,省息众务,信其赏罚,虽韩、白复生,无所展巧。若兵不增 此制不改,而欲克谐大事,此臣之所深戚也。”让陆抗难以理解的是 朝廷并非缺少人马,而是将其挪作他用。凤凰三年(274 年)九月,孙皓“又封陈留、章陵等九王。凡十一王,王给三千兵。”陆抗认为这项安排完全没有必要,曾上书劝阻,但是并未得到朝廷的回应。据史籍所载,孙皓末年军镇兵力短缺是普遍现象。例如湍须督钟离牧曾对侍中朱育发怨道:“大皇帝时,陆丞相讨鄱阳,以二千人授吾。潘太常讨武陵,吾又有三千人,而朝廷下议,弃晋于彼,使江者诸督 不复发兵相继,蒙国威灵自济,今日何为常?”吴末军镇乏兵,既是孙皓咨意享乐
凤凰三年(274年)秋陆抗病故以后,孙皓又对荆州的军事部署进行调整,值得关注的内容有以下几点:
1.乐乡与西陵都督辖区分离。孙吴在荆州西境的宜都郡原属西陵都督管辖,南郡则属乐乡都督管辖。如前所述 孙休永安二年259年)将这两个作战区域合并,由陆抗任都督 治西陵,后移乐乡。永安三年(260年)又从宜都那中分出数县置建平郡。西陵、乐乡都督辖区在合并十六年258一274 年)后又被分开 各置都督以统领兵马《晋书》卷3《武帝纪》载,太康元年(280 年),“二月戊午 王洛、唐彬等克丹杨城。庚申,又克西陵,杀西陵都督、镇军将军留宪,征南将军成球,西陵监郑广。”
《资治通鉴》卷81亦载,太康元年(280年)二月,“庚申,王溶克西陵,杀吴都督留宪等。”这表明吴末西陵都督为留宪。而主持南郡战区军务的乐乡都督则为孙款,其父乃宗室孙邻。孙皓统治期间,孙邻诸子皆受重用,担任督将“邻又有子日述,为武昌督,平荆州事。 震,无难督,谐,城门校尉。散 乐乡都)督。“不过,孙款未历战阵 缺乏经验。晋师伐吴时,杜预派遗周旨等率小股精锐埋伏在乐乡城外“故遣军出距王溶,大败而还。 旨等发优兵,随敢军而入,歆不觉 直至帐下,虏款而还。”由此可见其庸碌无能。
2.分散兵权。陆抗死后,“吴主使其子晏、景、幺、机、云分将共兵”。使原先集中的军事权力散落。孙皓的这一作法和将原陆抗所领都督辖区分为乐乡、西陵两部的主旨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削弱地方军镇及主将的武力,防止陆氏宗族势力强大以发动内乱兵变,籍以巩固朝廷的安全。
3.减少边防驻军数量。据陆抗临终前上书所言,他手下驻扎乐乡、西陵等地的部队按照正常编制应为8万人,在屡经战乱消耗之后,却未得到补充,以致处境官迫“西往在西陵,得沙逊迹。
前乞精兵三万,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阐以后,益更损耗。今臣所统千里,受敌四处,外御强对,内怀百蛮。而上下见兵,财有数万,赢弊日久,难以待变。”他请求朝廷迅速增调兵马,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乞特 诏简阅,切料出 以补疆埸受敌常处,使臣所部足满八万,省息众务,信其赏罚,虽韩、白复生,无所展巧。若兵不增 此制不改,而欲克谐大事,此臣之所深戚也。”让陆抗难以理解的是 朝廷并非缺少人马,而是将其挪作他用。凤凰三年(274 年)九月,孙皓“又封陈留、章陵等九王。凡十一王,王给三千兵。”陆抗认为这项安排完全没有必要,曾上书劝阻,但是并未得到朝廷的回应。据史籍所载,孙皓末年军镇兵力短缺是普遍现象。例如湍须督钟离牧曾对侍中朱育发怨道:“大皇帝时,陆丞相讨鄱阳,以二千人授吾。潘太常讨武陵,吾又有三千人,而朝廷下议,弃晋于彼,使江者诸督 不复发兵相继,蒙国威灵自济,今日何为常?”吴末军镇乏兵,既是孙皓咨意享乐,忽视边防所致:同时也不能排除他有畏惧地方兵变,有意削弱督将势力的企图。
依笔者拙见,在陆抗生前,可以说孙皓对荆州军政部署的调整是基本正确的 反映了他对当地战局的重视 这也起到了巩固加强西陲边防的积极作用。但是在陆抗死后,孙皓对荆州防务所作的种种变更均为严重失误,军镇因为分割而规模变小,以致实力减弱:兵不足用,将非其才,使吴国在灭亡前夕已经呈露败像。如丹杨太守沈莹所言:“我上流诸军,无有戒备,名将皆死,幼少当任,恐边江诸城,尽莫能御也。”尤其是孙皓对武昌所在的江夏地区之战略重要性缺乏清醒的认识,没有在长江中游集结强大的兵力,以保证对上流的及时增援或阻击来犯之敌。如前所述,西晋主将杜预对此看得很清楚,他最为担心的就是孙皓迁都武昌,坚壁清野,并在附近部署水军主力,会使伐吴的行动可能无功而返。所幸孙皓昏庸暴虐,无此见识。晋吴双方的国势、军力、财赋对比已经是强弱悬殊,孙皓的战略部署又屡有败笔,最终导致西晋伐吴时各路进军势如破竹,"兵不血刃,攻无坚城,夏口、武昌,无相支抗”,极为顺利地直捣建业,迫使孙皓献表归降了。
武昌在三国战争中的地位经历了由盛而衰的演变过程,这与当时南北对抗的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有密切关系。赤壁之战以后,长江沿岸地区的战事频繁,由于武昌位处长江中游的港口,在此设置军镇并屯集重兵 可以利用江、沔航运而兼顾荆、扬二州的战事。该地附近山川环绕,又有夏口、邦城等要镇拱卫,因此受到孙吴统治者的重视,致使武昌的军政地位迅速上升,被孙权、孙皓先后作为都城,后来还被当作江夏郡、荆州及武昌都督的治所。吴国在陆逊死后匮乏帅才,日益衰败。武昌都督辖区被分为左右二部,驻军减少,孙皓又多用文官担任主将,导致防务虚弱。蜀国灭亡之后,南北对峙冲突的焦点和孙吴江防重心向西转移到南郡和西陵峡口,武昌在孙吴的兵力部署中并不占据首要位置。上述各种因素综合在一起,使得这座昔日强盛的军镇在西晋平吴之役中不堪一击,迅速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