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汉字文化与学习外语是否矛盾：标准化的英汉字典已成中西文明理解的最大障碍

复兴汉字文化与学习外语是否矛盾：标准化的英汉字典已成中西文明理解的最大障碍同时，在基督教中，“nature”属于物质，与“肉体”同类，是“灵魂”的对立面，是“灵魂”的禁锢者，桎梏了灵魂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nature”和“肉体”一样，又是充满邪恶和罪恶的。因此，在基督教以所谓的近现代哲学中，“nature”都是一个贬义词，是自由的反义词。而在中国传统中，“自然”不仅是“自由”，而且是真正的自由，最高级别的自由，而且不仅是人的自由，而是宇宙所存的一切的自由。现代人把牛顿尊为伟大的“数学家”、“科学家”，如果牛顿还突然活过来，一定会被马上气死，因为这些称呼都是无神论的，都是亵渎上帝的。在当时的牛顿眼中，“nature”是“神然”，研究“nature”就是研究“神然”，研究神，而数学则是神帝智慧，是“神”之所以“然”。因此，无论是“nature”哲学还是数学，究其本质，都是神学。牛顿不是数学家、科学家，而是神学家。“自然”的范围是涵盖一切的，当然也包括社会，

一直以来，我就有个疑问，英汉字典是谁编写的，在没有字典的帮助下，他们是怎么建立英语和汉语的互译的，他们又凭什么那么确信。

随着对全球各大文明和文明史研究的加深，我越来越发现一个事实，英汉字典或汉英字典中有很多对译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是拉郎配式地，在两个形同而实异的中英单词间建立对应。在有关文明、文化核心要素和理念领域，这种错误的对译现象尤其严重。我甚至觉得，现在中国和西方文明建立准确交流和理解的最大障碍，就是这些错误百出的，被视作标准的，英汉字典、汉英字典。

我先举两个例子，先说“自然”和nature。

中文的“自然”绝非英文的“nature”，两者不能对译。中文 “自然”的本义是自然而然的意思，即“天道自然”，在中国传统中具备最崇高的价值内涵，等同于天道、道。《老子》甚至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也不过是对自然的效法，比自然还要低一个级别。

“自然”的范围是涵盖一切的，当然也包括社会，更包括人和人的精神、思维。“自然”的反义词是人为，人为即为“伪”，就是人凭借私意去干预，不仅包括对物的干预，更包括对心的干预。因为中国最崇尚的是“贞”、“诚”、“率性”、“尽心”，就是遵循和维护心性的自然状态。

在中国之外，自古至今，没有任何文明存在真正中国意义上的“自然”的概念。至于英文中的“nature”不但不能与“自然”对译，反而是其反义词。“nature”不是“自然”，而是反“自然”。

在基督教中，“nature”乃神造之物，是上帝智慧的体现。牛顿的名作叫《“nature”哲学的数学原理》，其中的“nature”是绝不能用“自然”对译的，因为这个“nature”正是基督教意义上的，蕴含着上帝智慧的神造之物，彻彻底底反“自然”的。被别人创造的怎么能叫“自然”，而是“他然”、“神然”。

现代人把牛顿尊为伟大的“数学家”、“科学家”，如果牛顿还突然活过来，一定会被马上气死，因为这些称呼都是无神论的，都是亵渎上帝的。在当时的牛顿眼中，“nature”是“神然”，研究“nature”就是研究“神然”，研究神，而数学则是神帝智慧，是“神”之所以“然”。因此，无论是“nature”哲学还是数学，究其本质，都是神学。牛顿不是数学家、科学家，而是神学家。

同时，在基督教中，“nature”属于物质，与“肉体”同类，是“灵魂”的对立面，是“灵魂”的禁锢者，桎梏了灵魂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nature”和“肉体”一样，又是充满邪恶和罪恶的。因此，在基督教以所谓的近现代哲学中，“nature”都是一个贬义词，是自由的反义词。而在中国传统中，“自然”不仅是“自由”，而且是真正的自由，最高级别的自由，而且不仅是人的自由，而是宇宙所存的一切的自由。

19世纪下半期，黑格尔之后，无神论的唯物主义开始强势崛起，马克思是其代表之一。上帝被打倒了，nature中神的因素不存在了，但是，并没有因此而彻底解放，由“神然”而变成“自然”。nature依然是“他然”的，只是作为支配着的他者，由神换成了“客观规律”、“科学真理”，因此依然不能叫“自然”，而只能叫“规律然”、“真理然”。

同时，尽管唯物主义推翻了上帝，抛弃了基督教，但是在对nature的歧视上，在将nature视作罪恶，视作对人的自由的限制上，却做了完美的继承。但是此时上帝已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科学真理”，而科学真理则是人可以参与和掌控的，因此，一个新的口号和理念被提出了，就是“征服nature，改造nature”，认为“征服nature，改造nature”就是创造自由。

在中国的传统“自然”观看来，“自然”就是自然而然。他自己本来就那样，是绝对独立自主的，不被他之外的任何东西所创造，也不受任何东西的支配。世界就是世界，世界本身是绝对独立自主的，世界之外并没有作为创造者和支配者的任何他者。任何这样的他者都是“人为”虚构，都是“伪”。神是这样，客观规律、科学真理亦然。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个世界上所存在的一切都是“自然”的，都是自然而然的，也都是独立自主的，自由的。万物都是自然的，也都在遵循着自己的自然，因此也都是自由的。人也是自然的，人的自由也是来自对人的自然的遵循和坚守。

与物不同，人的自然在心性，是一种心性的自然。人的自由就体现在对心性自然的遵循和坚守。就是《中庸》所说的“率性之谓道”，“诚者天之道”。“率性”就是遵循自己的本性，“诚”就是按自己的本心、真心做事。“率性”和“诚”才是人的真正的自由，即心性自由，与nature无关。执着于征服和改造nature的行为，不仅不会保护人的自由，反而会破坏之，因为这种态度已经偏离了人的自然。

“自然是受客观规律所支配”，这句话在中国传统的语境中，是一个严重的病句，自相矛盾，受支配就不能在叫“自然”了。但是在当下的中国却成为不言自明的“真理”。

下面再说“政治”和politics。

与“自然”和nature一样，政治和politics在内涵上也是截然相反的，因此绝不能对译。

“政治”是包含着道义的，而且道义是政治的基石。甚至可以直接这么定义，“政治”就是对道义的维护和执行。因此，宋江的“替天行道”就是对“政治”的最好诠释和定义。“天”是虚的，这句话进一步可以压缩成两个字“行道”。“政治”即“行道”，“行道”即“政治”。

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政治”与专制无关，与统治无关，而只与道义有关，只有道义，而无专制和统治。因此，孔子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正”就是道，就是义，从政，就是从正，从道。通过自己的行道，而感召和带领天下进入和维护“有道”的状态。

当然，春秋战国以来，专制和统治因素也的确在中国历史中出现和一只存在，秦汉以后更加明显。但是，这些恰恰是反“政治”的，是法家的，是外来的，是反中国传统的。也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儒法之争”、“王霸之辩”、“义利之辨”。坚持中国固有的政治传统的儒家，一直在对抗法家，维护政治的道义本质，反对专制和统治因素的浸染。

在西欧，politics恰恰是与道义无关的，甚至反道义的。在中世纪，politics只是包括国王在内的各大封建领主之间，为了维护个人私利的私斗。因此，对于中世纪的西欧社会，历史学界有一句非常著名的判断叫“封建无政府”，即只有封建领主，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府。

这并不是说，中世纪西欧绝对的没有道义，也有，但是不在politics，而在宗教，是基督教教会在倡导和维护道义，当然是在神的名义下。因此，基督教教会才包含着真正意义的“政治”的因素。因此欧洲中世纪所存在的politics与宗教之间的分离和斗争，绝不能翻译成“政教分离”，而只能说是“politics与教分离”。更准确地说，是基督教与封建豪强的分离和斗争。

近现代西欧的politics，就是从中世纪封建豪强私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依然是没有道义的，而只有一套被称之为democracy的一套私斗规则。

Democracy这个词被翻译成“民主”也是不恰当的。在中国的传统中，“人、民”都是自然存在的，本身就是独立自主的，本身就是“主”。因此，《左传》说：“民者，神之主也”。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之所以为“贵”因为，“民”就是“主”。因此，“民”后不必再加“主”，这是画蛇添足，是重复累赘。

Democratic politics 名义上让所有的人都引入了politics的私斗场，但是，毫无疑问，在私斗中，占优的，主导私斗走向的，依然是个大豪强。只不过现代西欧包括美国社会的豪强，已经不是中世纪的封建领主了，而是大资本集团。如果说中世纪的西欧是“封建无政府”，现代的欧美社会则是“资本无政府”。

现代的politics和中世纪的politics，本质上还是同一个politics，都是豪强集团的私斗，而缺乏道义，只有私权之私，而无道义之公。

最后，说一下“中国”和china。

China的本义据说可能有两个，一个是瓷器，一个是秦，但是无论哪一个，从内涵上来说，都不能与“中国”对译。

“中国”一词古来有之，在西周铭文中已经出现。但是，却并非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权概念，甚至也不是一个地理、区位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中国，就是崇尚“中”文化的地方，与“礼仪之邦”基本同义。“礼者，理也”，“礼”就是理、义、道，“礼仪之邦”就是“道义之邦”。

“中”就是“中庸”之“中”。“中”是合乎意思，现代河南方言“中不中”中还保留着这层含义。“庸”就是道，“中庸”就是合乎道。孟子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中”就是“权”，就是通过观察和思考，做出合乎道的判断和选择。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权”不是随波逐流，而是在复杂的现实中合理地践行道，落实道。

也就是说“中国”的“中”中，不仅包含着静态的理念上的道，而且更包含着对道的动态灵活执行。因此，“中国”的准确含义是“行道之国”。

现在“中国”的合法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就是昔日的“中国”之“中”，华则是昔日的“华夏”、“华夷”之“华”。这些都是对传统意义的良好继承。

但是，对china 的两个可能义项，无论是“秦”，还是“瓷器”不仅无法表达“中国”的实际内涵，而且甚至相反。

秦始皇并吞东方六国，统一中国之后，貌似强大无比，但是仅维持了十来年，便在来自最基层的农民反抗之下，灰飞烟灭。这一历史现象引发汉初的知识界展开了大讨论，其中贾谊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认为关键原因在“仁义不施”，就是不讲道义，这是违背中国固有传统的。也就是秦不仅不能代表中国，反而是反中国的，因为它是反道义的。

陶器固然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体现，但是，这是属于器物的范畴，属于利的范畴，在中国文化中居于次要地位，甚至边缘地位，而“中国”的更核心的内涵则体现在道义上，心性上。用瓷器指代中国，是舍本逐末。

因此，“中国”不能与china 对译，中国不是china，而是central country of the world，更准确一点是truth country of the world ，最准确的是Practicing- truth country of the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