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文亮中北大学（从卖手帕的穷小子到华尔街之王）
路文亮中北大学（从卖手帕的穷小子到华尔街之王）这是一所位于中国的学院，其中的学生却是欧洲议会最年轻的候选人、美国西点军校的精英，来自全世界的科技达人、商业天才；智能手机在这里弱爆了，因为这里的整个教学楼都是“智能”的，大楼能自动调节PM2.5，能自动调节室内的温度和湿度；来源 | 远读重洋（readabroad）在清华大学校园里，藏着一个“国际秘密”。这里有一所漂亮的仿古中式建筑，建筑的设计者却是美国耶鲁大学设计学院的院长；
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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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的只是在不可能的时候多一些可能，在没有路的时候看到一条路。
作者 | ReadAbroad
来源 | 远读重洋（readabroad）
在清华大学校园里，藏着一个“国际秘密”。
这里有一所漂亮的仿古中式建筑，建筑的设计者却是美国耶鲁大学设计学院的院长；
智能手机在这里弱爆了，因为这里的整个教学楼都是“智能”的，大楼能自动调节PM2.5，能自动调节室内的温度和湿度；
这是一所位于中国的学院，其中的学生却是欧洲议会最年轻的候选人、美国西点军校的精英，来自全世界的科技达人、商业天才；
这里有世界最严格的入学资格面试，而且面试官中有冰岛前总统格里姆松、中央情报局前局长彼得雷乌斯；
在这里讲课的“老师”，有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法国前总统萨科齐、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以及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杨振宁；
这个“普通”的学院有一个不普通的开学典礼——开学典礼当天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分别发来了贺信，《新闻联播》把典礼当作头条新闻报道。
这个一流学校里的一流学院，这个“国际秘密”的名字，就是“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在这个名字里，最扎眼的就是那个人名：苏世民。
苏世民是谁？他是个中国人吗？他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以他的名字命名？
今天，你将会得到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
01 华尔街的“资本之王”，出了本自传
提到苏世民，就不得不说“黑石集团”这个公司。
“黑石”这个公司，在投资圈里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黑石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私募股权基金公司之一，也是美国规模最大的上市投资管理公司。从盈利方面来看，黑石集团可以说是投资界的传奇。
从成立到现在，虽然只有30多年的时间，但黑石一直保持着30%以上的年平均增长率，这几乎是无人企及的。
如果不看公司的总盈利，而是看公司内部人均创造的利润，那黑石集团更是可以把其他投资公司甩开几条街，是华尔街里最能赚钱的公司之一。
凭借这么出色的成绩，黑石集团在美国华尔街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还有人把黑石叫做华尔街的“资本之王”。
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黑石集团能变成“资本之王”，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黑石的联合创始人、多年来一直担任黑石CEO的“苏世民”。
史蒂芬·施瓦茨曼，中文名叫做“苏世民”
苏世民这个名字，只是这个人的中文名，他的本名叫做史蒂芬·施瓦茨曼（Stephen A.Schwarzman）。只不过苏世民这个中文名字的确很好听，也朗朗上口，所以我们还是叫他苏世民。
苏世民在美国的华尔街，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曾经被《财富》杂志评为全球25位最具影响力的商界领袖之一。
《财富》杂志封面上的苏世民，杂志上写着“新华尔街之王”
几年前，我也曾经见过苏世民本人。
当时，美国中国总商会在纽约的彭博新闻社总部，举办了一场“金融与房地产论坛”，当时苏世民也是受邀的嘉宾之一。
当苏世民上台演讲的时候，我仔细观察了一下他：
他有着花白的头发、大大的额头，总是露出一种笑呵呵的神情，看上去其貌不扬，就是一个普通的小老头；
但是言谈之间，他又露出掩盖不住的锋芒和霸气，你也能马上感受到他身上那种跟年龄不符的精力和活力。
当时我就特别想了解一下这个人背后的故事，特别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成就了现在的“资本之王”，成就了现在的黑石集团，可惜一直都没有找到很好的机会。
不过就在几个月前，苏世民出版了一本个人自传，名字叫做“What It Takes”，副标题是“lessons in pursuit of excellence”。
这个副标题直译过来就是：“追求卓越之路上的经验和教训”，所以我把这本书的书名，也就翻译成了《追求卓越之路》。
这本书出版之后，很多名人都给了很高的评价。
比如，著名政治家、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说：“苏世民通过非同一般的个人经历，以及对自己的反思，指明了在任何领域想要达到卓越需要的素质。”
著名企业家、美国通用电气集团前CEO杰克·韦尔奇对这本书的评价是：“书里充满了新鲜的洞见和个人的经验，无论是学生还是CEO，都能从中学到不少东西。”
为了找到原书的“感觉”，我会用第一人称的方式，给你讲讲苏世民的人生故事。
02 我，一个卖手帕的小男孩
1947年冬天，我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市的一个犹太人家庭。
从我的爷爷起，我们家就经营着一家商店，主要卖窗帘、被褥、毛巾之类的日常用品。店铺的生意不错，所以我们家的家境还算可以。
苏世民的爷爷、奶奶和爸爸（左），他们家族世代经营的商店（右）
后来爷爷又把这家商店传给了爸爸。而我也从十岁开始，就在家族的店铺里工作，主要做一些零碎的杂活。
比如，如果有老太太到店里买手帕，我就负责把一盒又一盒，各种款式的手帕打开，展示给老太太看。
我做这些事情的“工资”是每小时10美分。这工资是爷爷定的，我觉得实在是太低了。我曾经跟爷爷提出要加薪，但他老人家不干。
苏世民的父母
几年之后，我心里逐渐冒出了一个想法，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家族店铺做大，走出费城、走向全国。
我心里的目标是：我们的店应该开到美国的各个城市；全美国人只要一想到亚麻制品，就应该想到我们家的店。
抱着这个想法，我去找爸爸商量，没想到爸爸一口回绝了。想走出费城、走向全国？没戏。
那我只好退一步说：爸，那要不咱们扩大到整个宾州怎么样？实在不行，就先在费城多开几家分店也行嘛！结果我爸还是死活不同意。
我就纳闷了，问他：爸，你到底为什么不想做大？做大店铺有什么不好吗？
我爸回答说：你看，咱家有一个漂亮的房子，有两辆车，有钱供你们几个上大学，这就足够了，不需要更多了。
说实话，这个思维让我非常惊讶——怎么就“足够了”呢？我们应该做到最好！
1947年，苏世民出生，他们全家坐在门口留影
我表面上不再劝说我爸了，但是我在心里想：“足够了”是远远不够的，你满足了，我可不满足。
是的，我就是这样一个不知道满足的人，总希望自己能够得到更多更好的东西。
03 哈佛大学，你不要我是一个错误
高中快毕业，要上大学的时候，人家都说哈佛是最好的大学，那我就要卯足了劲儿上哈佛。我是体育特长生，我觉得自己有优势。
我给哈佛提交了入学申请，满心以为他们会直接录取我。当时普林斯顿和耶鲁也要我了，但是我不去，我非要上哈佛不可。
高中时代的苏世民，是个体育特长生
结果呢？哈佛只把我列进了“候补名单”里，意思就是可要可不要。这怎么行，我必须努力一把。
我好不容易搞到了哈佛招生办的电话号码，就拿着一堆硬币，到电话亭直接给那边打电话。打通以后，我又好不容易要到了哈佛招生办主任的电话。
我对着电话说：“您好，我是宾西法尼亚州阿宾顿高中的学生，我叫史蒂芬·施瓦茨曼。我在你们的候补名单上，但我真的很想去哈佛。”
哈佛大学新生入学
那个主任很惊讶，不知道我怎么搞到他的联系方式的。但是他还是说：“同学，很抱歉，我们今年已经招满了，你还是去别的学校吧。”
我一听心就凉了半截，只好最后再争取一下，我说：“我将来会是非常棒的一个学生，你也会很高兴能录取我的。我打这个电话就是因为我真的想上哈佛。”
但是对方说他帮不了我，没办法。最后我说：“那您真是犯了一个错误。”然后就直接挂机了。
就这样，我只好去耶鲁大学念书。
耶鲁时期的苏世民
其实耶鲁也不错，我在那里选了一个当时挺前沿的专业，叫“文化与行为学”，这是一个结合了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和人类学的专业。说白了，就是观察人、研究人、了解人。
对我来说，观察人、研究人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毕竟无论做什么，其实都是和人打交道；把“人”弄明白了，做什么事都更有把握。
04 在耶鲁，我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事
进了耶鲁以后，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时候耶鲁还是纯男生的学校，里面一个女生都没有。
这个制度不是一天两天了，很多人也都习以为常了。但是很明显，还有更多的人非常想跟女生接触。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需求”，有需求就最好满足它。
既然是这样，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改变现状呢？我决定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来管管这件事。
问题是：怎么才能把女生合理合规地带进学校，跟男生接触呢？想来想去，我想出一个主意：可以邀请一个芭蕾舞团，给耶鲁男生演出，这既属于艺术交流的合理范畴，也能促进男女接触。而且，很多女子学校都有芭蕾舞团，资源是现成的，我只要在中间牵线搭桥就行了。
不过说起来简单，但要想把这件事做成，就必须做细。为了防止“师出无名”，我先在耶鲁成立了一个芭蕾舞社团，而且还搞了一个芭蕾舞社团舞蹈节。
然后，我就给7所女子学院打电话，说我们耶鲁这儿有个舞蹈节，想请你们出一个芭蕾舞团来表演。结果有5所女子学院，都同意来参加活动。
耶鲁大学
到这里这件事就做成了吗？还差得远呢。不光要做细，我还要做大，我搞的这件事要有影响力才行。
于是，我给当时一位著名的舞蹈评论家打电话。我跟他说，这是耶鲁大学的男生第一次看女生表演芭蕾舞，算是历史性的事件，机会千载难逢。
结果，我成功地说服他大老远从纽约赶来看表演，并且事后在报纸上发表评论。
最后，这一次的“芭蕾舞节”活动非常成功，在校内校外都引起了轰动，参与的各方也都非常满意。
趁着这个热乎劲儿，我又联系到了世界一流的纽约芭蕾舞团来耶鲁表演，再后来我还组织了耶鲁的穷学生，免费去看纽约芭蕾舞团的彩排。
当时，耶鲁有一项延续了268年的制度，就是禁止女生在宿舍过夜。
我组织了一次问卷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大多数男生反对这个制度，他们认为女生不会影响他们的学习。于是我找了《耶鲁每日新闻》的副主编，直接把问卷调查登报发表。
不久后，耶鲁大学最终取消了禁止女生宿舍过夜的制度。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到媒体的力量。
当时的报纸，上面赫然写着“施瓦茨曼投票否决该制度”
有人问我，做成这些事有什么感想？我说：把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感觉真好。
当然了，刚才那些都是大学生活的插曲，上大学主要还是学习。一开始我的成绩并不太好，但是后来我慢慢赶上去了。
等到毕业的时候，我算是一个优秀的学生。
05 创业，只不过是一个意外
毕业以后，我进了一家证券公司。我的工作就是整天盯着各种资产负债表或者损益表，然后评估每家公司的经营情况。
当时谁也不给我讲解这些业务到底是怎么回事，仿佛他们扔给我，我就应该会做，结果当然是我经常做错，经常挨骂。
我当时也挺穷的——我租的房子紧挨着马路，还没有厨房；我天天回家，基本只吃番茄酱意大利面；我跟女生约会以后，兜里的钱就够给她打车，自己要走1个小时才能走回家。
后来我实在忍受不了，所以就跳槽来到了著名的雷曼兄弟公司。做的事情跟以前差不多，整天翻阅《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算各种数据，评估各种公司业务，预测各种趋势。
再后来我又从事并购业务，我整天都在跟别人研究贷款结构、债务工具，还有金融公司怎么运作这些问题。
我在雷曼兄弟的第二年，一位新的董事长兼CEO走马上任，这位新领导叫皮特·彼得森（Pete Peterson）。他比我大21岁，是一位成熟、有威望的企业家，在商界和政界都很有人脉。
苏世民（右）和皮特·彼得森（左）
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但我没想到，这个人后来竟然成了我一辈子的搭档。
我在雷曼兄弟公司一做就是好多年。到1978年，我才31岁，就已经当上了公司并购部门主任。那一年我也促成了一笔4.88亿美元的并购交易，这在当年是全球第二大并购交易。
年轻、有干劲、事业有成，跟领导的关系也好，如果不出意外，我在雷曼兄弟公司肯定会继续升职加薪，日子越过越顺。
在雷曼兄弟公司做并购业务的苏世民，报纸上称呼他为“并购制造者”
不过，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雷曼兄弟公司的经营出现了问题，公司内部的权力斗争也加剧了，简直可以说是一场“政变”。
CEO皮特和我都卷入其中，结果皮特被搞下台，离职了，后来我也跟着离职了。
离职以后，我和老领导皮特两个人，每天都在一家餐厅见面、聊天，回顾我们的职业生涯，琢磨我俩在一起能干点什么。
那个时候，由于通货膨胀，在资本市场上收购一家企业远远比自建一家同样的企业成本更低。而且当时美国总统里根推出了“经济复兴计划”，政府对金融管制比较放松，再加上剧烈的竞争，于是美国就刮起了一阵“杠杆收购”风。
杠杆收购，就是收购的公司只出小部分的钱，用被收购公司的资产和未来的现金流以及收益作担保，从银行和其他机构借来大部头的钱用于收购。
简单点说，就是拿别人的钱来收购别人，还本付息之后，剩下的钱就是自己的利润。
这块业务我比较熟悉，原来在雷曼兄弟公司的时候就做过，皮特也认识很多有关的人，所以我们就决定做杠杆收购业务。
经过半年的酝酿，1985年10月29日，我们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告示，宣布我们俩成立了一家新公司。
公司的名字用的是我们两个人姓氏的组合：我的姓“施瓦茨曼”来自德国，在德语里是“黑色”的意思；皮特的姓是“彼得森”，这个姓可以追溯到希腊，在希腊语里意思是“大石头”。所以，我们的公司就叫“黑石”（Blackstone）。
06 第一笔基金，我就要10亿美元
在黑石公司，皮特主要负责稳固人脉、拉资源，我主要负责具体的收购业务。
新成立的黑石公司生意惨淡，前9个月都没什么业务。
虽然这样，一年以后，我们还是决定开始筹集公司的第一个收购基金，也就是说服投资者，拿走他们的钱，替他们做收购，然后用利润回报他们。
我跟皮特说：咱们的第一个基金，应该筹集10亿美元。皮特说我是在做梦，最好从5000万美元的基金开始。
这让我想起我爸来，他总说“够了，够了”，而我总说“不够，不够”。我不满足，我就想要10个亿。从来没有人第一次就能推出这么高额的基金，我们应该当第一个。
我们给500名潜在的投资人发了说明情况的备忘录，但是可悲的是，没有一个人回应。我们又找到英国保诚集团首席投资官，好不容易成功地说服他出资1个亿。
英国保诚集团
1个亿哪够呢？我就把目光瞄向了日本。我发现日本四大券商当中的日兴证券非常想在美国做投资，但是他们对美国的公司一无所知，甚至连英语都说不好。如果能解决他们的问题，那就会对我们也有好处。
我提出，我们和他们可以成立一家合资企业，他们从此就建立起自己的并购业务，我们也可以拿到钱。
就这样，我又拿到了1亿美元的投资。后来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又给我们投了1亿美元。
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地寻找别人的需求，不断绞尽脑汁琢磨怎么才能帮到他们，同时达到自己的目的。我发现这个思维挺管用，靠这种思维，我前前后后拉来了30多个投资者。
那时候是1987年9月，股市达到了创纪录的高点，我们的初创基金也已经凑了8.5亿美元，算是基本达到小目标了吧。
按理说我们应该歇一歇了，但是我老是有一种貌似“没必要”的紧迫感。我有点着急，觉得我们应该尽快敲定法律细节，尽快把基金的所有事都定下来。
有人说：形势一片大好，为什么要着急呢？我的感觉是，时间会毁掉一切交易，越是顺利的时候就越有危险，越是拖延风险越大，即使任务不需要紧急，最好也把它紧急地完成。
1987年的苏世民，跟孩子们在一起
于是，我们公司就跟打仗一样，紧赶慢赶，仅仅过了1个月，也就是10月份就把基金关闭了，资金也已经到位了。
恰巧就在那一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508点，创下股市历史上最大单日百分比跌幅。
所有人都吓出一身冷汗。如果我们再多花一两天来处理关闭基金的事务，钱可能就溜走了，先前所有的努力可能就白费了。
不需要着急的时候着急，不需要紧迫的时候紧迫，我发现这个思维也挺管用，救过我好几次。不过那都是后话了。
07 疯狂挣钱，疯狂失败
当时我们有了第一个基金，就可以放手去做投资了。是做小投资还是大投资呢？我喜欢大投资。我们的目标是那种大型的、复杂的，但是有潜在巨大回报的交易。我们瞄准了钢铁行业。
当时有一家美国老牌钢铁公司，原来叫“美国钢铁”，后来它收购了马拉松石油公司，所以改名叫“美国钢铁马拉松公司”。
这家公司有一块是铁路和驳船的业务，这些铁路和驳船是用来运输钢铁原材料和成品钢材的。他们想要把这块业务剥离出来，单独成立一家公司。
我们就想要收购这个独立的部分，于是就跟他们谈，最后双方敲定的价格是6亿美元多一点。
美国钢铁马拉松公司位于匹兹堡的总部
当时有人说，为什么投资钢铁？钢铁价格容易受到铁矿石、煤炭之类的原材料价格影响，忽高忽低的，市场供需情况也不稳定，谁知道将来能不能赚钱呢？
我跟他们说：我们投资的不是钢铁，是钢铁运输。钢铁的运输价格是根据数量确定的，你每运输一吨，就有一定数额的报酬；一旦钢铁动起来了，就算它们价格下跌，运输行业也没问题；一旦钢铁价格上涨，那就更赚钱。
我这么说，那些人还是不相信。总之最后我们拿下了那个钢铁运输公司，黑石只投资了1340万美元的股本，“美国钢铁马拉松公司”给我们1.25亿美元的卖方融资，剩下的几个亿是我说破了嘴皮子，从两家大银行借的。
事实证明，这笔交易太值了。后来钢铁市场确实就复苏了，运输业务也就蓬勃起来，仅仅过了两年，我们的收益几乎就达到当初投入股本的4倍；到了2003年，当我们出售最后一批股份的时候，我们的总回报是当初投资的26倍。
就是那一次的成功，让我有点膨胀了。我以为自己很了解钢铁行业，没有我看不穿的问题，没有我预测不到的趋势。
我打听到，我老家费城有一个钢铁公司要出售，我们正巧有独家购买它的机会。对方的要价是3.3亿美元，我觉得这个价挺好。
但是公司里一个新来的年轻合伙人跟我说：千万别收购这家公司，绝对是一场灾难；他们的利润都是钢铁价格上涨“催”上去的，你看着它像在盈利，那只是幻觉；他们内部经营不善，钢铁价格一落，就要破产的。
我不信，就没听他的，还是按照老计划，把那家钢铁公司收购了。
收购完几个月后，钢铁价格开始暴跌，那家钢铁公司的存货每天都在贬值，我们也赔到血本无归。
让苏世民赔本的那家钢铁公司
当时有一个投资人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指着鼻子跟我说：“你到底是水平不行，还是真的就是傻？怎么把我的钱浪费在那么没有价值的东西上呢？我当时是怎么想的，竟然给你这样的蠢材投钱！”
我一句话都没说，任由他骂，因为他说的都是对的，的确都是我的错。那是我一生当中最最丢人的时刻，我一个大男人，差点就在当场哭出来了。
我被他骂过以后，红着脸走到地下车库，心里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改变现状，这种事以后再也不许发生了！
08 我的公司太像我的风格了，这就是问题
万幸的是，那笔失败的交易只是黑石公司的交易之一，它赔了，其他的没赔，公司还有调整的机会。
但是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我发现，我的公司太像我的风格了，这就是问题。
什么意思呢？如果一个组织过于带有个人倾向，过于符合个人的个性，过于被个人所主导，肯定就会有失偏颇，有盲目之处，早晚要翻车。
所以我定下了一个改革目标：要让我们的投资过程“失去个性”。具体的措施有两个：
一是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单独做出重大决策，黑石内部所有的高级合伙人都必须参与投资决策讨论；
二是坚持任何意见的人都必须写一份详尽的备忘录，有理有据地说明为什么坚持这个意见，并且至少在讨论会议前两天分发给大家看。
我还下定决心，在任何潜在的投资项目上，自己绝不只跟主要合伙人交流。
如果有详细的问题，我会打电话给公司资历最浅的人——就是那个处理电子表格、最接近原始数据的人。我要打破等级制度，认识公司里的基层员工，得到不同的观点。
从那时候起，这些投资理念和投资方式，就成为了黑石公司投资决策的支柱。
苏世民（右二）、老布什（左二）和布隆伯格（右一）
而且，不管是什么行业，我们在收购的时候都坚持一个“友好互信”的原则。
什么意思呢？很多人收购的时候就跟一个杀手似的，总想不择手段压低价格，通过一些谈判技巧耍弄对方，狠狠“宰”对方一下；而我们每次谈判图的都是你好我好，大家要彼此相信，公司与公司之间要变成合作伙伴，个人和个人之间要变成朋友。
为了追求尽可能低的价格，浪费了所有的精力，搞不好还败坏了名声，我觉得不值得。
我可以支付应该支付的，然后改进，然后再融资，然后利用市场的上涨提高回报，我喜欢这样赚钱。
我们的房地产业务就是这样起来的。
09
一夜之间，房地产史上最大的一笔收购
差不多就在投资钢铁失败的同一时期，我们又开始考虑另一个新机会，那就是房地产行业。
那时候美国房地产形势特别不好，所有媒体的报道都说：市场冻结了，买主逃走了，房地产市场崩盘了。
但是我总觉得，形势最烂的时候，也是机会最大的时候。
是不是这样的呢？我咨询了华盛顿的资深专家以及高盛集团的人，听了他们的观点。内行人觉得，房地产应该会触底反弹，于是我们决定放手一搏。
我们买下了美国阿肯色州一批很新的花园公寓。因为很新，所以连翻修都省了，直接往外租就行。
到1991年的时候，房地产价格已经有点反弹的迹象了；经济慢慢复苏，租金也在涨。我们发现，这些花园公寓的年回报率非常好，而且还产生了稳定的现金流。
吃到那次甜头以后，我们就继续做大房地产这块，后来房地产业务甚至成为黑石集团最大的一块业务。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刊登黑石集团在欧洲做房地产业务的新闻，附苏世民的照片
说起房地产，我们还做过房地产史上最大的一笔收购。2007年2月，我们动用了高达35亿美元的自有资金，撬动了300多亿美元社会资金，收购了美国最大的商业物业集团“权益写字楼投资信托公司”（Equity Office Properties，缩写是EOP）。
“权益写字楼投资信托公司”的logo
这么大的手笔，这么高的负债，我就非常担心，万一有一丁点闪失就完了，一定要想办法把风险降到最低，低到不能再低为止。
所以我坚持要求：整个公司谁都不要休息，在我们还没收购下来的时候，在我们还在和对方谈判怎么收购的时候，我们自己就要提前做好准备：一旦收购下来之后要怎么办。
我的要求是：一旦收购下来，一旦对方的资产到手，马上连夜分拆出售，赶紧把不好的部分全都卖掉，绝不能有片刻耽误。这样才能最快收回本钱，风险才最小。
我当时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在收购关闭和出售大额资产这两件事之间，不要让我看到阳光。”
等到确定我们成功收购的时候，谁也没有时间庆祝，大家马不停蹄，连夜把到手的一批相对较差的资产赶紧往外卖，把黄金地段的、最好的那部分资产留了下来，因为这些东西以后还会大幅度升值。
当天晚上，我们就在西雅图和华盛顿一共卖出了63.5亿美元，在洛杉矶和旧金山分别卖出了30亿美元，在波特兰、丹佛、圣地亚哥和亚特兰大分别都卖出了10亿美元左右。
这样我们很快就收回了一半左右的投资，这下我才放了心。我给大家放了两天假，回家好好休息一下。
2005年，苏世民（右）参加黑石集团成立20周年庆祝活动
我当时这个做法，有人不理解。他们说，煮熟的鸭子都到手了，还能飞了吗？你着什么急呢？
要知道，我们收购“权益写字楼投资信托公司”的时候，已经是2007年初了；虽然当时的确没有什么风险，但是半年以后，风险真的来了：次贷危机爆发了。
幸亏我们出手快，等到危机爆发的时候，我们已经回收了3/4的成本，偿还了绝大部分债务，还有一些利润。要不然的话，我们能不能撑过那次灾难都难说。
10 次贷危机来了，希尔顿酒店救了我一命
提到次贷危机，我又想起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我们收购希尔顿酒店。
希尔顿酒店
2006年的时候，我们出了260亿美元，把希尔顿酒店给拿下了。这里面有60亿美元是我们基金的钱，剩下那200亿美元都是贷款。
到了次贷危机期间，全球经济萧条，酒店业一蹶不振。希尔顿酒店在全球的销售额下降了20%。当时有人评估，危机期间希尔顿酒店的市值下跌了60亿美元。这等于说我们自己出的那笔钱已经“人间蒸发”了。
还有批评家说：黑石在市场的顶部，买了一件“炫耀性的资产”。意思就是，希尔顿光好看不好用。
但是我们不这么认为，我们仍旧对希尔顿有信心。我们找来经验丰富的克里斯·纳塞塔担任希尔顿酒店集团的CEO，对希尔顿进行大力改革，迁移了总部，更换了高管，大幅度削减了运营成本。
而且，这些事情其实没有什么成本，我们用很少的资金，就让酒店业务改头换面了。后来我们又找人拓展希尔顿的海外业务，增加客房数量，并且进军豪华酒店市场。
比如，我们把希尔顿的客房数量增加到70万间，成为世界第一大酒店；再比如，我们积极开拓亚洲、意大利和土耳其的市场。
在那之后，希尔顿的确越来越赚钱了。本来谁都不看好希尔顿，但是最后我们的确是靠着希尔顿熬过了金融危机。
酒店是实业，只要危机一过，我相信它必然会起来。2013年12月，希尔顿酒店以每股20多美元的价格在纽交所成功上市，公司市值大约是200亿美元，成为酒店行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
希尔顿酒店在纽交所上市
我们的投资者最终在希尔顿身上赚了140多亿美元，成为历史上最赚钱的一笔私募股权投资。
11
一切机会，都在“连接”二字里面
就是靠着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大手笔，我们的黑石公司，从一家无人问津的小公司，变成了华尔街举足轻重的投资公司，有人还管我们叫“资本之王”。
话说回来，在“权益写字楼投资信托公司”和希尔顿这两笔大交易中，我为什么能成功呢？外人看来，是因为我下手稳准狠，抓住了机会。
但是，到底什么是“机会”呢？怎么理解“机会”这两个字呢？
2016年，苏世民在美国加州一次国际会议上讲话
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我还在耶鲁读书的时候，我发现耶鲁只有男生，于是找到女子学校，组织了一次芭蕾舞表演，轰动一时。为什么只有我抓住了机会呢？
再让我们把时间往后拨一拨。回到我刚刚大学毕业，第一次参加面试的时候。
当时有一位面试官问我：“你的人生理想是什么？”我说了一个他绝对没想到的答案。
我说：“我的人生理想就是要成为一个‘电话总机’，有无数的信息打进来，我能获取信息、分类信息，然后再把信息发送到世界各地。”
当我回想都这些的时候，我看到的是：
一次芭蕾舞表演把男生和女生连接到了一起，把表演者、观众和评论家连接到了一起；
一个电话总机，把各个分机的信息连接到了一起；
房地产和希尔顿酒店的收购，把人与人连接到了一起，把资本和资本连接到了一起。
回到刚才的问题，机会是什么？机会在哪里？是不是就在“连接”这两个字当中呢？是不是有连接就有机会，没有连接就没有机会呢？
其实我也不敢百分之百确定，但是我知道我要做的，就是创造更多的连接，更大的连接，给未来创造更多的机会。
我认为这件事才是最重要的事。
12
中国是我的“关键词”，是我们的“必修课”
在这方面，近年来，我的关键词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
为什么要提中国呢？从2007年到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的将近40%都发生在中国；到了2019年，尽管增速放缓，中国的经济增速仍然是美国的两倍多。
我认为，中国的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决定性的地缘政治事实。面对这个事实，我必须动用我之前所有被证明是有效的思维方法。
苏世民（右二）和马云（左一）在交谈
我问自己：中国的需求是什么？我要怎么才能帮助他们？在哪个看似并不需要紧迫的地方，我需要紧迫起来？我能建立什么样的、有价值的连接？
针对这些问题，我不断努力寻找灵感，寻找答案。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碰上了中国教育界的几位精英人士，我们聊天之后，我冒出一个想法：我想要设立一个大型教育项目，把全世界最优秀、最聪明的学生，带到中国的大学里，跟中国的学生共同学习。
这个项目的老师也应该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者，他们要帮助学生们找到中西文化之间的联系；将来有一天，这些学生会成为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会进一步促进中西之间互相理解，会促成更多的连接与合作，会给双方都创造更多更好的机会。
于是，在中国建一所国际化的学院的想法就诞生了。这个学院就是后来的“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我跟清华大学的校长承诺，我个人会先投资1亿美元。
从那之后，我就到处“推销”这个想法：我会见了欧美所有主要大学的负责人，比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常青藤联盟、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校长，鼓励他们把最好的学生送到中国来学习。
英国《金融时报》头版刊登苏世民捐助牛津大学的新闻
我请来耶鲁大学设计学院的院长罗伯特·斯特恩，让他给书院设计新的教学楼和宿舍，我希望那些建筑可以用几百年而不倒，可以留给下一代的下一代；当我发现最初的1亿美元不够用之后，我就追加了投资。
另外，为了这个项目，我还在美国到处拉投资。有一次我见到了彭博社创始人布隆伯格，我就软磨硬泡地说服他参与投资这个书院项目；我还找过桥水基金的创始人瑞·达利欧和日本首富孙正义，让他们也参与投资这个书院。
2013年，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举行了奠基仪式；2016年，苏世民书院正式举行开学典礼，来自全球31个国家的110名优秀学生入学。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还有更多的学生从这个书院毕业。
苏世民参加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奠基仪式；
给苏世民书院的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
我觉得自己办成了一件意义非凡的大事。我很确定，中国这个国家和中国文化，对于未来几代人来说，不是一门“选修课”；相反，它是一门“必修课”。
我很自豪地早早地参与了这门必修课，还给这门课打下了一个“样板”。未来会怎样，我不知道，但是现在至少我迈出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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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十足的矛盾体，却拥有统一矛盾的力量
好，到这里，苏世民的人生故事就讲完了。
我闭上眼，想起了多年前站在演讲台上的那个其貌不扬，却又叱咤风云的人。我觉得，苏世民这个人好像是一个十足的矛盾体：
他既和蔼可亲、谦虚礼让，又争强好胜、锋芒毕露；
他既野心勃勃、凡事都想往大里做，又非常抠细节，非常在乎各种小事；
他既敢想敢闯，敢去做别人没做过的事，又非常谨慎小心，坚持说自己没有互联网的天赋，坚决不去投资互联网行业；
他既善于用尽一切手段规避风险，让每一个决策都经过深思熟虑；又似乎有无止尽的冒险欲望，总在别人不看好的时候做出大动作。
既大胆又小心，既保守又极端，在顺境的时候想着风险，在逆境里想着机会，做大事的时候就顾小节，做小事的时候就拼命要做大……
或许，正是这么多的矛盾加到一起，才是一个真正的苏世民。或许，也恰恰是把矛盾对立的两方面统一起来的能力，才是苏世民最大的本事；把矛盾对立的两方面连接起来、统一起来，才是成就他的人生和事业的法宝。
他年轻的时候曾说自己的梦想就是变成一个“电话总机”，他的确就是那个“电话总机”，不过他连接的不是呼叫，而是各种矛盾；他能把矛盾变成统一，也就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另一位投资界的传奇人物，“股神”巴菲特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在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我恐惧。”
巴菲特说的不是矛盾的力量，而是把矛盾对立的两方面统一起来的力量。
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说过：“每个人虽然是从利己的目的出发，却要通过利他的手段去达到利己的目的。”
亚当·斯密说的也不是矛盾的力量，而是把矛盾对立的两方面统一起来的力量。
美国著名作家大卫·塞林格说过：“一个不成熟的男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伟大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伟大事业卑贱地活着。”
塞林格说的也不是矛盾的力量，而是把矛盾对立的两方面统一起来的力量，这种力量才是足以成就卓越的力量。
今天我们谈的这位苏世民，虽然是以投资和财富闻名天下的，但他在大学的时候，选的专业却是一个观察人、研究人的专业。
而世上最复杂、最矛盾的，恰恰就是人本身，大富豪苏世民是这样，我们普通人也是一样。
法国大文豪雨果说过这样一句话：“释放无限光明的是人心，制造无边黑暗的也是人心；光明和黑暗交织着、厮杀着，这就是我们为之眷恋而又万般无奈的人世间。”
其实，我们真的不需要让人心里的“光明”和“黑暗”这一对矛盾去不停厮杀，我们也不需要让任何矛盾在心里厮杀。
我们需要的只是好好地观察和研究我们自己和别人，需要的只是把矛盾的两方面统一起来的一种力量，需要的只是多一些握手，多一些连接，多一些机会。
我们需要的只是在不可能的时候多一些可能，在没有路的时候看到一条路。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资本之王”，但是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在投资自己的人生。如果能如此“投资”，人世间或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万般无奈”，而是会充满宝贵的财富。
你说，是不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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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远读重洋（readabroad），作者：ReadAbroad。灼见经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