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勃杀诸吕推翻汉朝（奉旨讨逆还是犯上作乱）
周勃杀诸吕推翻汉朝（奉旨讨逆还是犯上作乱）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付出牺牲在所不惜。吕氏家族的覆灭对吕后来说还不是最惨痛的结果，因为她扶植吕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确保汉惠帝刘盈的这支血脉能稳稳地坐在未央宫的龙椅之上。本期话题在历史上，吕后死后的吕氏家族被形容为威胁刘氏、篡权夺位的野心家。但《史记》中的相关记载却证明，这更有可能是周勃等开国功臣发动政变并嫁祸于人的阴险伎俩。
上期回顾：作为刘邦执政思想的忠实继承者，吕后竭尽所能地防范异姓功臣们可能的反叛。但她一方面遏制异姓功臣，一方面又打压刘姓诸侯的做法最终让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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诛灭吕氏的周勃是汉家的功臣还是罪臣？
杀韩信，醢彭越，为人彘，心狠手辣的吕后为什么始终受到刘邦的信任呢？
本期话题
在历史上，吕后死后的吕氏家族被形容为威胁刘氏、篡权夺位的野心家。
但《史记》中的相关记载却证明，这更有可能是周勃等开国功臣发动政变并嫁祸于人的阴险伎俩。
吕氏家族的覆灭对吕后来说还不是最惨痛的结果，因为她扶植吕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确保汉惠帝刘盈的这支血脉能稳稳地坐在未央宫的龙椅之上。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付出牺牲在所不惜。
但吕后没料到，扶植诸吕的结果竟然导致了刘盈这支高皇帝的嫡传血脉被斩尽杀绝。
吕后死后，以陈平、周勃为代表的朝中功臣与以齐王刘襄（齐悼惠王刘肥之子）为代表的刘姓诸侯就已经开始谋划对吕氏家族动手了。
对“诸吕之乱”的原委始末，司马迁的《史记》有许多很蹊跷的记载。
“诸吕之乱”的起因究竟是什么？
司马迁记载这一事件起因的“书法”，我认为不符合中国传统史学著述的一贯精神。
在《吕后本纪》当中，司马迁的记载是这样的：
当是时（指吕后驾崩之后），诸吕用事擅权，欲为乱。畏髙帝故大臣绛（周勃）、灌（灌婴）等，未敢发。
吕禄、吕产欲发乱闗中，内惮绛侯、朱虚等，外畏齐、楚兵，又恐灌婴畔之。欲待灌婴兵与齐合而发，犹豫未决。
吕产不知吕禄已去北军，乃入未央宫，欲为乱。
在上文中，司马迁连续三次写下了“欲为乱”。“欲”意味着它只是一个想法，尚未付诸行动。
中国史学传统最重“实录”。
所谓“实录”就是忠实地记录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就要求严谨的历史著作只能记载历史人物的行为，而不能妄自揣测人物的内心。
因为只有行为才是外在可见的，才能实录。
如果一定要反映人物的内心世界，只能通过对行为的记录去逆向暗示他的心理，而不能直接描写他的心理活动。
因为“实录”精神的存在，我们会发现不但正史传记的写作会竭力避免心理描写，甚至连《三国演义》这样的讲史小说都会尽量规避这一点。
但上文的这三次记载却是典型的心理描写：它说吕产、吕禄想作乱，但紧接着却又说他们因为忌惮功臣与刘姓诸侯王，引而未发。
这等于是在没有犯罪事实的前提下推定犯罪动机——我猜你们一定想造反！
这样的罪名同“腹诽心谤”有什么分别？
当然，《史记》这样写，我不认为是太史公的著史水平有问题。这些文字很可能是司马迁从官方档案中原封不动地誊写过来的，至于它的真实性，我想恐怕连司马迁自己都不信。
因为在他本人的叙述中已经为我们留下了揭秘真相的突破口。
说诸吕想要造反，《史记》当中记载的罪状有两条：
其一，功臣们说当时在位的少帝刘弘不是孝惠帝的亲生儿子，而是吕太后用别人的儿子冒充的，其目的只是为了要霸占刘姓的皇帝宝座。这等于说吕太后生前亲自策划了一起“狸猫换太子”事件。
其二，吕后驾崩之后，她的侄子吕产和吕禄妄图把小皇帝攥在自己手里，辅以对京城南北二军的掌控，挟天子以令诸侯。
从司马迁的叙述看，这两条罪状都是失实的。
首先，少帝刘弘究竟是不是汉惠帝刘盈的血脉？
在《吕后本纪》中司马迁本人的叙述是这样的：
太后欲王吕氏，先立孝惠后宫子强为淮阳王，子不疑为常山王，子山为襄成侯，子朝为轵侯，子武为壶关侯。
（公元前184年）五月丙辰，立常山王义（即襄成侯刘山）为帝，更名曰宏。不称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以轵侯朝为常山王。
这个记载同功臣们的说法是相互矛盾的：
功臣们的口径是刘弘及其他三位诸侯王都是冒牌皇子，但司马迁却说他们是孝惠帝的“后宫子”，也就是说他们真是孝惠帝的儿子，不过其母卑贱，并非皇后嫡出。
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说法哪一种是真实的？
我的判断是后一种更可信，刘弘等人确实是孝惠帝的亲生儿子。
之所以做出这个判断，是因为《史记·孝文本纪》中记载了这样一件耐心寻味的事情：
当诸吕之乱戡定后，代王刘恒来到长安准备登基。以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为首的文武百官赶来渭桥迎接他。
双方见面施礼已过，周勃对刘恒说：“愿请间言”——请借一步说话。
代国中尉宋昌当即制止周勃说：
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
——《史记·孝文本纪》
这个细节大有深意，周勃究竟想跟刘恒私下说些什么呢？
司马迁在《吕后本纪》中说道：
（诸吕灭后）诸大臣相与阴谋曰：“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后及诸王，以强吕氏。今皆已夷灭诸吕而所置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
——《史记·吕后本纪》
功臣们的话说了两层意思，第一，少帝刘弘及其他三位诸侯王都不是孝惠帝的骨血；第二，他们是吕氏家族弄了来冒充太子的“狸猫”，必须处死。
蹊跷的是，这里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让功臣们只能“阴谋”而不能“阳谋”呢？
那只能是：这四位皇子都是孝惠帝的亲儿子，但大臣们为了斩草除根，彻底铲除吕氏家族的势力，连带把吕氏家族忠心保卫的孝惠帝一支皇族尽数消灭了。
这一点估计代王刘恒和他的属僚心里都有数。所以当周勃想跟刘恒私下讲明这个情况的时候，宋昌要赶紧堵他的嘴：杀死孝惠帝的子嗣是你们干的好事儿，锅就得你们自己背。代王并没有参与这个事情，你们不能拖他下水！
这才是“王者不受私”的真实含义——如果让刘恒卷入到这桩肮脏的政治谋杀中去，他还能堂而皇之地当这个皇帝吗？
但是话又说回来，刘恒毕竟是这场政变的受益者，要不是孝惠帝刘盈的儿子们被功臣斩尽杀绝，又哪里轮得到他来当皇帝呢？
既然得了便宜，他就得装胡涂，因此官方档案里对这次政变的记载就只能按照功臣们的口径来写了。
这应该是汉文帝刘恒与太尉周勃之间的一份政治默契。
其次，说吕产、吕禄想要挟天子以令诸侯也是站不住脚的。
《史记·吕后本纪》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吕后驾崩之后，齐王刘襄举兵讨伐诸吕。受诸吕的委派而带兵前去镇压齐王的功臣灌婴才到荥阳就停了下来，并与刘襄达成默契，双方将连手应对诸吕。
这时坐在京里的吕产、吕禄还实际掌握着南、北二军的指挥权。为了解除他们的兵权，太尉周勃派遣与吕禄私交甚好的郦寄前去游说他：
髙帝与吕后共定天下。刘氏所立九王，吕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议。事已布告诸侯，诸侯皆以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赵王印，不急之国守藩，乃为上将将兵留此，为大臣诸侯所疑。足下何不归将印，以兵属太尉，请梁王归相国印，与大臣盟而之国。齐兵必罢，大臣得安，足下髙枕而王千里，此万世之利也！
——《史记·吕后本纪》
郦寄跟吕禄摊牌，吕家兄弟以诸侯王的身份在京掌兵已经引起了异姓功臣与刘姓诸侯两方势力的共同猜忌。
为了洗刷清白，吕禄、吕产应该即刻放弃兵权，赶紧之国，安安分分地做他们的诸侯王去。
如果吕产、吕禄真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野心，那他们绝不可能接受郦寄的建议。
但事实是吕禄接受了这个建议，把兵权交给了周勃，于是他和吕产乃至整个吕氏家族便成了功臣们发动政变的清洗对象。
功臣们消灭吕氏之后继续消灭孝惠帝的子嗣也印证了诸吕的清白：
“今皆已夷灭诸吕而所置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
杀掉诸吕之后如果还让孝惠帝的儿子做皇帝，一旦小皇帝长大成人，一定会拿功臣开刀，为吕氏报仇。
你能想象汉献帝会为曹操报仇吗？不盼他早点儿死就不错了。
功臣们的担心证明，诸吕确是孝惠帝的忠臣。
尾声
公元前180年的七月，病入膏肓的吕太后即将撒手人寰，在临死前她将吕产、吕禄两位侄儿叫到床前谆谆告诫：
髙帝已定天下，与大臣约曰：“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吕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毋为人所制！
——《史记·吕后本纪》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吕后都没能闭上那双警戒着功臣的眼睛。但她却没有料到，在她死后首先站出来向吕氏发难的却是刘家的后辈。
齐王刘襄、朱虚侯刘章，这些吕后曾经极力想要拉拢的刘姓宗亲最终敲响了吕氏与少帝刘弘灭亡的第一声丧钟。
回首当年与孝惠帝的争执，强硬的吕后执意要以雷霆手段威服刘姓诸王，拗不过母亲的孝惠帝刘盈被迫选择退让，借酒浇愁，遂至一病不起。
而吕后的强硬却最终将刘盈与吕氏两大家族一并葬送。
至刚则易折，倘若当年孝惠帝怀柔刘姓骨肉的政策能够顺利实施，历史是否会给他和吕后一个更加温情的结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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