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头巾的年轻女子（戴着头巾搞女权）
戴头巾的年轻女子（戴着头巾搞女权）正如伊朗前最高领袖霍梅尼所说：“至于女性，伊斯兰教从来没有反对她们的自由。相反，伊斯兰反对把妇女作为目标的观念，并使她重获尊严。”2014年，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入学的大学生中60%是女性，15至24岁的女孩普遍识字。统治伊朗的教士集团并非美国口中的邪恶轴心。他们并不是以古典时代的性别思维，将女性拉回中世纪。限制着装与恋爱是实情，大力提升女性受教育权也是实情。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到2000年，伊朗高等教育中的女学生数量从7%升至21%。1996年，女性高中毕业生超过了男性毕业生，在2007年的统计中，在高校中，“超过65%的大学生是女性”。
在普遍印象里，伊朗法律规定女性佩戴头巾、严禁女性暴露身体、禁止女性自由恋爱，可谓是女权主义者眼中的“邪恶之国”。
甚至有“传说”：波斯美女没有地位、经济贫困，外国人5万就能把波斯美女娶回家。
这“传说”显然是谣言，买卖女性的标签，是美国等西方世界，加诸于伊朗的，并非事实。
刻板印象事出有因，但总会遮蔽全貌。
统治伊朗的教士集团并非美国口中的邪恶轴心。他们并不是以古典时代的性别思维，将女性拉回中世纪。限制着装与恋爱是实情，大力提升女性受教育权也是实情。
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到2000年，伊朗高等教育中的女学生数量从7%升至21%。
1996年，女性高中毕业生超过了男性毕业生，在2007年的统计中，在高校中，“超过65%的大学生是女性”。
2014年，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入学的大学生中60%是女性，15至24岁的女孩普遍识字。
正如伊朗前最高领袖霍梅尼所说：“至于女性，伊斯兰教从来没有反对她们的自由。相反，伊斯兰反对把妇女作为目标的观念，并使她重获尊严。”
事实上，伊朗女权主义者众多，尽管戴着黑色头巾，但搞起女权来，可谓是比任何一国女性都猛！
很难说伊朗伊斯兰政权在提倡女权，因为政权建立之初，教士集团便废止了巴列维王朝在1967年颁布的《家庭保护法》。
但也很难说伊朗伊斯兰政权在迫害女权，尽管巴列维政权的《家庭保护法》在两周后无效，但又在之后十年时间里一点点重建起来。
与其说，教士集团反对女权，不如说，借女权打压前朝遗老遗少。
但也不得不说，女权的复兴，还是现实环境主导。
巴列维王朝时期，限制了男性拥有的孩子监护权，伊斯兰革命后，孩子监护权又优先分配给男性。
然而，两伊战争突如其来，30万男性丧生，众多妻子成为寡妇。
为安抚寡妇们，教士集团把小孩的监护权给予失去丈夫的寡妇，而非丈夫的其他男性亲属，即便这些女人再婚。
注意，伊朗实行的不是沙特那种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教法，伊朗法律并不禁止再婚。
其后，在霍梅尼的最高指示下，女性权利陆续恢复：对女性学习的限制被取消(1986年)；家庭计划生育被允许(1988年)；
离婚法律被修订，规定把离婚案件置于法院管辖下，以约束男性的随意休妻权，同时规定给予离婚的女性以补偿(1992年)；妇女可以被任命为咨询法官(1992年)。
不过，戴头巾的规定，至今未取消。从政治治理的角度来说，头巾是意识形态的象征，可以横向地比作伊朗的“剃发易服。”
Payvand新闻网称，至少20%的女性受聘或积极找工作，远远高于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的7%。
当女性接受了高等教育，当女性获得经济独立，那么家庭价值就会让位于社会价值。哪怕在神权政府治理之下，女权运动仍会不可遏制地兴起。
对伊朗的年轻的女性来说， 1979年的伊朗革命压根儿没经历过， “比起社会和经济现实，宗教革命理想对她们并无吸引力”
她们想要得到比起她们的姐妹来说更基本的一些东西，那就是权利。
不过，伊朗女性的女权运动，是戴着头巾搞的伊斯兰女权主义。
她们谴责传统伊斯兰教义，并强调：真正的伊斯兰教的道德诫命并不是这样。
换句话说，她们是“以宗教定位的女性主义者”，为了追求权利改造了伊斯兰教义。
她们不反对伊斯兰，而反对伊斯兰主义——在她们看来，“伊斯兰”指一个人的信仰体系，而“伊斯兰主义”则从属于这种信仰的政治化。
伊斯兰女权主义者关注妇女歧视性法律的改变，以及反对对女性在就业和发展机会均等上面的否认。
但她们支持佩戴头巾，也力挺现任政府。伊朗前总理穆萨维的妻子扎哈拉·拉纳瓦德便是伊斯兰女权主义者，她断言保持伊斯兰面纱比起伊朗拥有波斯湾更重要。
“面纱使女性免遭追求时尚所带来的束缚，并使她们真正拥有人类的权利。”
另一位女权主义者玛利亚姆·贝洛兹则把不遵循头巾法令的妇女，与践踏《古兰经》的恶人相提并论。
波斯美女以妖艳闻名世界，火辣性感是她们的标签。尽管穿上了黑袍，但波斯美女们，搞起女权来，也是一派火辣气象。
用时下流行的话说：相当硬核！
她们接受佩戴头巾，但头巾颜色图案争奇斗艳，并且竭力让头发露在头巾旁；她们拒绝暴露肌肤，但热爱穿颜色艳丽和有图案的衣服，并且，青睐塌鼻手术。
她们反对男性娶四个妻子和娶无数量限制的临时妻子，直接掌握了家里的经济主导权——我的伊朗朋友告诉我，伊朗的“妻管严”，可不比中国少。
瓦伦丁·莫加达姆等女权斗士，还在柏林等地大搞女权集会，回国之后，便不出意外地被关进监狱。不过伊朗政府并不迫害女权主义者，基本都是关两个月完事儿。
互联网普及后，女权斗士们开始利用互联网线上发倡议、线下街头拉签名（笔者就在2014年被德黑兰的女权主义者拉去签名），据说收集了一百万个签名，以抗议歧视女性的法律。
她们甚至还建立了网站：“为了平行而改变”，以英语、波斯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发布女权宣言，可以说相当硬核。
但伊朗政府始终保持克制的姿态，并不是沙特那般，对女权主义者施以石刑等极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