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险家在雨林中神秘消失（我们往往看不见树）

探险家在雨林中神秘消失（我们往往看不见树）在漫长的600万年中，人类逐步遍及全球。凯利由此生发了人类正处于“第五次开始”的观念，并将其扩展为精练的同名著作，表达出对人类未来的积极观点。《第五次开始》的中文版，近期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他时常提醒，我们正处在“历史长河的鸟瞰位”；又请读者想象，数万年后的考古学家将如何看待今天的世界。在两次中国之旅中，凯利访问了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两所高校，以及兵马俑、周口店等考古遗址。“我发现，访问之后更容易理解一个国家的史前时期和它的历史。”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国同行对青铜器时代及其之后的考古发现，给他非常大的教益，“当时早期的有国家的社会形成了，由于我将大部分研究投入狩猎采集者，这是我理解阶层社会发展的重要经验”。凯利61岁了，已经接触考古四十多年。他很小就喜欢在户外活动，去耕地里找到“遗物”（注：考古学术语，指古人遗留下来的各种物品），“挖掘”磨坊的垃圾堆和老房子。他对美洲原住民的生

罗伯特·L.凯利在怀俄明州发掘距今250年的游戏筹码。他已经搬到怀俄明二十余年，近期仍在州北部的落基山区参与洞穴挖掘。他先后在几所大学任教，并在2001年至2003年间担任美国考古学会主席，出版于1995年的《觅食幅度》一书被视为国际考古学研究的里程碑之作。（中信出版社·见识城邦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8月2日《南方周末》）

今天的万物之道并不可能永久恒常

1995年，在马达加斯加，考古学家罗伯特·L.凯利第一次观看成龙的电影。剧场坐落于小城图里亚拉，只是间简陋的棚屋，泥土地板，座位是木头树桩，播放电影的录像机和旧电视由轰鸣的发电机驱动。电影中文发音，法语字幕，观众们只说马达加斯加语，看上去很喜欢这种体验。凯利怀疑，他们根本没有理解情节。

凯利61岁了，已经接触考古四十多年。他很小就喜欢在户外活动，去耕地里找到“遗物”（注：考古学术语，指古人遗留下来的各种物品），“挖掘”磨坊的垃圾堆和老房子。他对美洲原住民的生活，以及通过狩猎采集来简简单单生活的想法着迷，这种着迷延续到现在。

16岁时，凯利在内华达州的“大盆地”参加了一次专业考古发掘，高中时便确信考古学是他的志业。他仍怀念那个夏天，他得到如何挖掘的指导，但仍然生怕犯错误，遗漏什么遗物或挖掘方式不正确。如今教授学生如何挖掘时，他还会想起那种感觉。“不要带着恐惧生活！我叮嘱学生。”

凯利先后在几所大学任教，并在2001年至2003年间担任美国考古学会的主席，出版于1995年的《觅食幅度》一书被视为里程碑之作。那个浪漫的电影之夜集合了他职业生涯的众多元素：考古、狩猎采集者、全球化、异文化。在研究美国各地，智利印加遗址，以及马达加斯加狩猎采集者米其亚人的过程中，他几乎走遍了全世界。

在两次中国之旅中，凯利访问了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两所高校，以及兵马俑、周口店等考古遗址。“我发现，访问之后更容易理解一个国家的史前时期和它的历史。”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国同行对青铜器时代及其之后的考古发现，给他非常大的教益，“当时早期的有国家的社会形成了，由于我将大部分研究投入狩猎采集者，这是我理解阶层社会发展的重要经验”。

在漫长的600万年中，人类逐步遍及全球。凯利由此生发了人类正处于“第五次开始”的观念，并将其扩展为精练的同名著作，表达出对人类未来的积极观点。《第五次开始》的中文版，近期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他时常提醒，我们正处在“历史长河的鸟瞰位”；又请读者想象，数万年后的考古学家将如何看待今天的世界。

“今天的万物之道并不可能永久恒常。”凯利在书中写道。毕竟，对于考古学家，一个世纪“甚至连眨眼都算不上”。超长时段的考古学眼光，给他带来了不同寻常的乐观，也帮他克服了天性中的悲观。

回顾历史越久远，展望未来会越深远

马达加斯加的夏季狩猎营地里，罗伯特·L.凯利（中）访问狩猎采集者米其亚人。在四十余年考古工作中，凯利一直着迷于狩猎采集者，因为他们生活得简单，对植物和动物了解很多，没有统治者和严重社会分化。凯利认为他们按照人类应有的方式生活。99%的存在时间中，人类都是狩猎采集者，研究他们可以了解人类社会的一些本质变化。（中信出版社·见识城邦供图/图）

凯利搬到美国西部的怀俄明州二十余年。考古之外，他还推动着针对怀俄明州历史与考古遗迹的旅游业。回复南方周末记者的问题时，凯利刚刚离开怀俄明州北部的落基山区。他近期在那里挖掘一处洞穴，第二天就回去。

“我们住在简单的营地里，睡帐篷，一块做饭、清理。晚上，我们坐在营火周围聊天，欣赏明朗夜空中的繁星。大家在清冷的山涧溪流里沐浴，非常冷！考古现场在1千米以外，我们每天早上踱步过去。”凯利在电子邮件中详尽地写道。

考古现场海拔1700米，时冷时热，温差极大。学生们参与了全程：用小铲子挖掘，拿电子经纬仪记录数据，清洁和编目遗物。前几年还有上海和西安的学生参加挖掘。这处现场包含很多与现代美国原住民的狩猎采集祖先有关的连续记录。他们的研究跨度长达1万年，希望了解先民的生活如何因气候和人口密度的变化而变化。

这些考古学尝试的确关联着人类的过往。学者们使用放射性碳定年法追踪人口历经时间的变化，以及他们如何跨越大陆。包括中国学者在内，全世界的一些研究团队都利用起这种工具，它能帮助学者确定几乎所有45000“岁”以下的有机物的年代。考古学家们获得了数万项相关数据，凯利等学者正在创建关于北美的大型数据库。

随着时间推移变动的人口数据，对当代人的生活富有启示意义。比如，过去的气候变化与人口有什么关系，人群什么时候发生迁徙，科技变化与人口规模变化有什么关系，过去人口是否减少，如果减少了又是为什么。人类在当下的选择，显然切实联系着未来。

凯利一向认为考古学与未来相关。他征引过丘吉尔的言辞：“回顾历史越久远，展望未来会越深远。”1980年代，他曾在路易斯维尔大学教书。在一场以考古学前瞻未来的讲座中，他表达了乐观的看法。一位年轻学生摇头，表达了相左观点：“一切依然如故，将来还会这样子。”

凯利努力措辞准备回应之际，班上一位老年非裔妇女救了场。她站起来，平静地说道：“我的父亲生而为奴。”她的父亲出生后不久，林肯总统于1860年代初公布《解放奴隶宣言》；老人出生在大约1905年，历经种族隔离时代、3K党私刑横行以及民权运动。“世界真在变化。”她说。老人年少时无法接受教育，晚年决定亲身尝试，但她的个人经验未能说服年轻学生。

如果视野拉得更广阔呢？人类以狩猎采集者身份生活数万年，居无定所；在人口密度增大的压力下，他们突然成为农民，定居于村落，“在地质时间上不过是短短一瞬”。2007年，在凯利于华盛顿州立大学举行的一场演讲中，《第五次开始》萌生了。

在书中，凯利列举了人类在600万年里的前四次“开始”，自330万年前的技术开始，文化、农业依次出现，直到大约5000年前国家出现。“开始”听上去是一瞬，实际上都需要长久的演化，可能需要耗时几千年。

凯利设想，1万年后的考古学家会以类似的方式看待“第五次开始”：始于1500年，即欧洲殖民运动、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开始。物质遗存使他们能清晰地观察到新的开始，和当代考古学家区分提篮者文化与普韦布洛一期相仿。

他们分析人类骨骼中的同位素成分，会发现1500年前人人都吃本地食物，其后人们会日常摄入来自世界各地的食物。如凯利自己，在书写《第五次开始》时，食用厄瓜多尔香蕉、苏格兰燕麦、马达加斯加香草和哥伦比亚咖啡。目前，世界性转变的迹象在于，资本主义的转型、军备竞赛逐渐失效，以及人类文化的全球化。

面对可能发生的“开始”，当代人比先民更具优势，因为人类已经拥有改造世界的能力，并且早就能够教育自我，这是旧石器时代猎人完全无法想象的。但当代人仍然可能对此浑然不觉。凯利则常常告诉学生：“我们往往看不见树，但我们能非常清晰地看到森林。”

2018年7月30日，回到怀俄明家中短暂休整期间，凯利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书面专访。

只考虑自己，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好处

南方周末：考古学为什么如此吸引你？具体说来，你对采集狩猎者的兴趣从何而来？

罗伯特·凯利：像许多科学家一样，我认为这解答了与我研究领域有关的，关乎生命的重大问题。我试图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是寻找诸如“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这类问题的答案。我总是对狩猎采集者感兴趣，因为他们生活得简单。他们不需要很多财产，住在户外，非常了解植物和动物，似乎还尊重它们。没有统治者，也没有严重的社会分化，每个人似乎都有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拥有我认为人类应该有的生活方式。我意识到狩猎采集者生活得不完美，也很感激当下的技术，尤其是医疗技术。但我仍然认为，狩猎采集者告诉我们如何生活得更加幸福。

南方周末：接触考古四十多年，哪些事情给你留下过深刻的印象？

罗伯特·凯利：我仍然对每年开发的新方法印象深刻。它们可以从遗物中获得更多信息；透地雷达等工具和卫星影像，可以让我们未曾挖掘就看到地下的物品。我也为许多考古学家而自豪，他们思虑考古学在现代世界中的位置，以及考古学如何以合乎伦理的方式发展。

南方周末：对于最近大约5000年，你与历史学家是否会因方法论或角度不同而产生分歧？

罗伯特·凯利：首先，历史学家关注书面文献，考古学家应用遗物研究过去。历史文献往往允许历史学家详尽研究过去，或许能更加准确地了解事件何时发生，谁参与以及究竟发生了什么。考古学不能非常准确地确定日期，考古数据往往对参与者姓名、究竟发生什么事缄口不言。随着时间回溯，我们重建事件将越发困难。考古学家无法像历史学家那样恢复细节，却可以看到那些长期的、展开于数百或数千年的趋势。这就是考古学的力量，也是我带给《第五次开始》的力量。 其次，这引出了一个问题，适用于所有关于人类历史的研究：考古学家或历史学家应当思考的细节差异，是社会之间的，还是其共同元素之间的？两种方法都有效，我更愿意选择第二种。埃及、墨西哥、秘鲁，印度河流域或中国的人类文明，经由不同文化逻辑和能力形成。譬如，在旧世界许多动物可以驯化，但新大陆就远非如此。但在所有个案中，文明都创建了社会等级制度，含有三四个等级，以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为标志。等级制度有时通过宗教手段来正当化。它们的社会等级都反映于某种公共建筑：宗教建筑、政府建筑、防护建筑（如中国的长城）或市场等经济建筑。了解世界不同区域独特的史前时代有一些的建筑，有助于人们意识到他们的历史既是自己的历史，也是更大的全球史的一部分。对我来说，这说明人们可以既独特又合作。与其他社会合作，某个社会不必放弃关于独特历史或文化的主张。在考古发掘中，我曾与中国学生一起工作，我总是对我们拥有如此不同的文化，同时又如此相似而印象深刻。文化差异不是合作工作的障碍。

有人可能认为历史文献提供的信息来源优于考古学。但是，如果我们只依赖书面文献，那么美国非裔的大部分历史将会散失。许多非洲人被当作奴隶带到美国，他们不能学习读写。考古学协助恢复了大量非裔美国人的历史信息。考古学也告诉我们，欧洲人的存在被认为太过平凡，用不着写下来；其他情况下，书面文献已经散佚或被毁。我们了解早期在美国东南部的西班牙人，就大多通过考古学，而非书面文件。

南方周末：在生活当中，你是否时常意识到自己正面对600万年这么漫长的时间尺度？

罗伯特·凯利：没有。我和其他人一样关心今天要做的事情。我试着预测将来要做什么，但并不容易。当然，我没什么能力采取改变未来的措施。我只想说，如果我是美国总统，会做与我们的现任总统截然不同的事情。我们需要让那些掌权者负责任地利用他们的力量，为所有人创建更美好的未来。世界紧密相连，现今只考虑自己，只做短期考虑，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好处。

南方周末：有意思的是，人们会因自己的经历，因千百年的历史而乐观或者悲观，比如你的学生和那位非裔老者。那么，600万年的长度是否会令人虚无？即便人类会有崭新的开始和变化，那也远远超过个体的生命长度。

罗伯特·凯利：也许。采用长远观点很难，因为我们活在今天，思虑很难远远超出明天、下周或明年。从现在开始的一个世纪，似乎有一百万年那么远！但这就是人为什么应该对第五次开始感兴趣：它会发生在当下年轻人的一生中。2050年的世界，距今不过大约30年，可能与2018年的世界截然不同。

我对人类解决问题的能力充满信心

南方周末：你在书中清楚地描述了阶级和性别不平等的产生过程。从考古学角度看，我们该做什么？

罗伯特·凯利：我们首先应该教育孩子，他们成年后就会发现性别和阶级不平等是完全无法接受的。很多人告诉我，这种不平等永远不会改变；但我告诉他们，就在200年前（对于考古学家是很短的！），大多数美国白人都认为奴役非裔完全可以接受。如今可不是这样，美国是有一些鄙陋的白人，甚至他们都发觉奴隶制完全无法接受。我们需要创造一代人，让他们发觉极端不平等同样是无法接受的。

南方周末：你形容道，“被资本主义工业踢出大门的人们就像被从树上推落地面的猿猴一样”。这个类比很奇妙，好像打通了漫长的时间距离。

罗伯特·凯利：它的意思只是生活充满竞争，无论树栖猿之间还是公司之间。竞争推动行为或物种的适应和变化。对于具有文化能力的人，它会导致行为改变，而非物种。我在书中的观点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最终会导致资本主义本性的改变。奇特的是，我认为这将导致更多的合作。

南方周末：另一方面，似乎很多正直行为比如利他、共享，都有考古学材料作为支持。是否可以说，正直或“我们内心的文化价值”其实根植于人类本性？

罗伯特·凯利：这个问题关乎人性：人之本性是善良、慷慨、和平的，还是多疑、贪婪和暴力的？答案为我们都是。区分我们的是文化。共同的语言和习俗为我们提供了快捷的方法，去确认某人是否会公平合理地与我们相处。如果有人不讲我们的语言，有不同的习俗，诸如宗教、衣着、饮食和礼仪，我们可能就不相信他们。只因为我们无法理解那个人，以及他们的身体语言和其他习俗。每个出过国的人都体验过，遇到来自自己文化的、能够立即理解的人时那种放松感。这告诉我们，当今世界需要人类学，即对其他文化的理解。而且，我们都需要参与国际文化，共享兴趣和事件，例如世界杯。那种文化实际上是经由通信技术——广播、电视、电影和互联网，以及全球音乐和体育产业创造的。英语也正成为一种全球语言，使人们可以直接交谈。

南方周末：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用“想象的共同体”来形容民族国家。是否可以认为你提到的“共同体”是更加宏大和人道主义，超越民族国家的概念？你对人和人性的信心，是否来自于考古学？

罗伯特·凯利：民族国家必须是“想象的共同体”，我们不能每天与国家里的所有人互动，美国的3.3亿人不能，中国的十几亿人当然也不能。如果我们能够创造共享某种观念和习俗的民族国家概念，那就也能创立一个以和平与繁荣的共同目标为基础的国际共同体。周游世界时，我对人类的不同程度印象深刻，但同样对我们共同的人性印象深刻。如果我们消除语言障碍，我发现我与遇到的每个人更相似，而非不同，无论他们是上海的中国学生，还是马达加斯加的米其亚狩猎采集者。

我对人类解决问题的能力充满信心。25000年前，没有人预测到会出现有国家的社会。那些狩猎采集者将认为民族国家超出了人类可能的经验范畴。同样，一个为和平与繁荣而协作的国际社会，如今被许多人视为无法想象的共同体。但人类可以创造任何东西，即使它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仍然可以和今天的民族国家同样真实。

南方周末：那你的乐观是否源自天性？那些反乌托邦小说、电影是不是过分悲观了？

罗伯特·凯利：不，我的自然本能是悲观的。我的父亲是个乐观的人，但我的母亲更悲观，我想我继承了她。但我是个实际的人，采取行动、改善世界需要乐观。而且我说服自己有理由保持乐观，因为人的生活有所改善，尤其在上世纪。我们的重点是利用技术解决问题，但我认为第五次开始也需要社会解决方案。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许多书籍和电影非常悲观，预测了公元2000年前的饥荒和世界大战。这些预测显然是错误的，今天的反乌托邦电影也很夸张。我没有在书里预测未来，而是提出一些建议，关于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促进人人期待的改变。那些改变将为每个人增进和平与繁荣。

南方周末：如果让你总结，考古学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罗伯特·凯利：考古学关乎过去与死者，但它也关乎未来与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