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到来的标志（抗战高潮中的救亡先锋）

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到来的标志（抗战高潮中的救亡先锋）　　由于蒋介石推行片面抗战路线，日寇得寸进尺，步步逼进，南京危在旦夕，于是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在这种形势下，一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势力与四川地方实力派代表刘湘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二是成都地区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发展，使刘湘态度更加明朗。同时，刘湘等地方实力派也为自身的利益，一方面公开支持群众的抗日救亡活动，另一方面对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心怀疑惧，欲将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纳入自己控制的范围。为达此目的，他们派人同以民先队员为主体的“华北抗战后援会”（简称“华抗”)谈判，要求组成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统一领导下的“四川省抗敌后援会”（简称“省抗＂）。民先队同其他抗日救亡团体讨论后认为，建立统一的合法的救亡组织，更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开展救亡运动，因此同意建立“省抗”。　　中共四川省工委建立后，为了加强对“天明”的领导，在“天明”建立了党支部。洪希宗、陈言恩、陈伯林、郭先泽等先后任书记。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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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筹建的一个具有广泛群性的青年组织。1936年2月在北平建立，后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革命组织，其中，成都民先队更是与众不同的，它不仅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紧密相关，而且在当时已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急先锋。

　　1937年7月7日，日寇向我卢沟桥驻军发起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日寇的暴行，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为了促进全国团结，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复于7月15日发表《国共合作宣言》，重申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主张。我党的不懈努力，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促使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在四川，鉴于当时党组织尚未恢复的情况，成都民先队自觉地担负起了组织和推动救亡运动的历史重任，会同成都地区其他抗日力量，开展各种形式的救亡宣传活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七七事变前，民先队员陈伯林、共产党员陈克琴等组织一批爱国青年学生成立了以演唱抗日歌曲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天明歌咏团”。限于当时形势，最初没有公开该团的名称。抗战爆发的当天下午，天明歌咏团在东丁字街吕雪琴家公开宣布成立。川大民先队员汤幼言、郭先泽等带领四川大学的歌咏团参加了会议。民先队委胡绩伟代表民先队出席了会议。会后高举“天明歌咏团”的横幅，全体人员高唱《大刀进行曲》等歌曲涌上街头游行，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天明歌咏团成立后，团员们轮流每天拂晓走遍大街小巷，用高昂的救亡歌声，唤醒人们起来战斗。同时还组织团员们到各种群众活动场所演唱，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揭露日寇暴行。有时电影或戏剧正开演，只要“天明”一到，影、剧就暂停，待团员们宣传后再演出。在当时抗战形势的影响下，国民党办的成都广播电台也邀请“天明”和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歌咏团到电台轮流演播。10月，国民党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到成都拍片，还摄下了电讯职工组织的“海燕歌咏团”在春熙路孙中山铜像前由汤幼言指挥演唱救亡歌曲的一组照片。

　　中共四川省工委建立后，为了加强对“天明”的领导，在“天明”建立了党支部。洪希宗、陈言恩、陈伯林、郭先泽等先后任书记。1939年8月前后，全国政治形势逐渐恶化，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人士，许多进步团体开始改变方式，转入地下活动或解散。天明歌咏团也根据党的指示，停止了活动。

　　由于蒋介石推行片面抗战路线，日寇得寸进尺，步步逼进，南京危在旦夕，于是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在这种形势下，一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势力与四川地方实力派代表刘湘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二是成都地区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发展，使刘湘态度更加明朗。同时，刘湘等地方实力派也为自身的利益，一方面公开支持群众的抗日救亡活动，另一方面对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心怀疑惧，欲将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纳入自己控制的范围。为达此目的，他们派人同以民先队员为主体的“华北抗战后援会”（简称“华抗”)谈判，要求组成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统一领导下的“四川省抗敌后援会”（简称“省抗＂）。民先队同其他抗日救亡团体讨论后认为，建立统一的合法的救亡组织，更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开展救亡运动，因此同意建立“省抗”。

　　7月17日“四川省抗敌后援会”成立，其领导机构为“华抗＂的原班人员，“华抗"的下属组织即“省抗＂的下属组织。“省抗”领导机构中，民先队队委康乃尔进入常委，共产党员甘道生、民先队骨干侯方岳、陈伯林等进入宣传组，饶孟文、尤凤歧进入组织组，所以“省抗＂的领导权仍为民先队和进步力量掌握。各大、中学校的后援会分会和支会，亦大多为民先队员掌握。他们利用这个公开合法的阵地，广泛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救亡工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救亡高潮。

　　8月2日，“省抗”发出通电，要求政府立即发动全民族对日抗战，并督促刘湘速率川军出川抗日。7日，在民先队等抗日团体的推动下，“省抗”举行了有数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重申2日通电主张。这次大会的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为了更广泛地发动群众，造成更大的声势，民先队又推动“省抗”于“国耻”的9月18日举行了近10万人的“九一八”六周年纪念大会。大会要求政府：“一、立即武装全国民众；二、彻底开放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三、彻底查清私货；四、严厉惩办卖国汉奸。”会后，举行了长达数里的游行示威，显示了大后方民众坚强的抗敌力量。

　　成都民先队以笔作刀枪，以报刊作战场，向暴戾横行的日本强盗，向卖国求荣的汉奸，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为维护民族尊严，为唤醒东方雄狮，为推动大后方的救亡运动立下了汗马功劳。

　　1937年9月初，民先队骨干蒋慕岳、胡绩伟、陈伯林等3人向国民党政府立案登记筹建了“星芒通讯社”。在纪念“九一八”六周年时，利用合法手续，出版了《星芒》周刊，由胡绩伟任主编，它以宣传真理，追求进步，鼓吹抗战，唤醒民众为己任，以通俗易懂为特点，采取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贯彻党的全面抗战方针，它面向劳苦大众进行宣传教育。它题材多样，内容丰富，形式活泼，因而深受读者欢迎。为了做好发行推销工作，《星芒》周刊在外县外省各地设立了销售点，建立了推销网，销售面广而且销售量大。这些网点除了推销《星芒》周刊外，还兼售各种进步刊物，组织读书会。后来《新华日报》的发行网点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了集中精力，集中笔力” “用千万颗子弹射中到一个靶子上去” 11月13日，《星芒》周刊与四川青救办的《救亡》周刊合刊，名《星芒救亡联合周刊》。12月星芒通讯社迁至祠堂街战时出版社楼上，开始发通讯稿。它把从《新华日报》、新华社等处获得的最新消息，分送各救亡报刊选用。

　　在抗日救亡高潮的新形势下，星芒通讯社实际已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众救亡团体，大家就把它简称为“星芒社”，由蒋慕岳、胡绩伟、白方非（方极庵后叛变）主持。星芒社下面组织了“星芒救亡宣传团”“星芒俱乐部”“星芒图书室”“星芒读书会”等，广泛团结群众参加救亡宣传活动。1938年初，蒋慕岳、胡绩伟等先后入党后，在星芒社内建立了党支部，蒋慕岳任书记。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多，分为星芒群众工作支部，蒋慕岳任书记；星芒文化支部，胡绩伟任书记。星芒社便成为党领导下开展救亡运动的重要群众组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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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8日，民先队部又创办和发行了铅印的《抗日先锋》，作为成都民先队的机关刊物。它是加强队员的思想和政策教育，提高队员思想觉悟、工作能力的重要阵地。它宣传我党关于国际国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想，批评各种错误倾向，转载和传达全国民先总队部的决议和指示，介绍军事常识和技术；同时评论国际国内形势，揭露顽固派阴谋。

　　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迫切要求党的直接领导，而当时四川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后尚未恢复。在此情况下，韩天石、王潞宾的党的关系暂时未接上。于是他们在1937年6月借实习参观机会去上海，通过全国学联找党。到上海后，“七七”抗战爆发，王受学联委托去传达学联决定，韩天石代表学联往前线慰问抗战将士并在保定筹备全国学联代表大会。韩到保定后，国民党当局以冒充全国学联代表的罪名将其逮捕。后经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营救才得以释放。经组织安排，韩向山西省委书记彭真汇报了四川的情况，接受了彭真的指示，并听了从延安来晋的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报告。9月，韩、王按党的指示先后返蓉。这时谢云辉、黄克诚受中共长江局委派赴川，带来了上海暨南大学转学到川大学习的陈毅乔（李冰洁）和刘忠渊两人的组织关系。于是民先队内建立了韩天石、王广义、陈毅乔、刘忠渊4人组成的党小组，负责领导成都民先队的工作。

　　10月，成都民先队在桂花街小学召开队员大会，韩传达了彭真和民先队总部的指示，要求队员放手发动群众，掀起救亡新高潮。会上选举了成都民先队新的领导成员，由韩天石、周海文、胡绩伟、涂万鹏（后叛变）、康乃尔、蒋慕岳、肖玲(1938年3月出川抗日后由周曼如继任）7人组成队部，韩任队长。张文澄、汤幼言、彭文龙、侯方岳（即侯泰阶）等分别负责外南区、南区、西区、东区和少城区区队的工作。同时还在荣昌、广安、灌县、罗江、三台、乐山、新都、新繁等地建立组织、发展队员或开展活动。成都民先队的发展壮大，为开创成都地区抗日救亡的新局面，为党的组织恢复重建奠定了组织基础。

　　1937年12月1日，邹风平、廖志高等奉党中央命令抵达成都。先同早已在成都作军阀刘湘等地方实力派上层统战工作的张曙时取得联系，建立了以邹风平为书记的四川省工作委员会，恢复、重建四川党组织和统一领导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又迅速地接上了韩天石领导的成都民先队内四人党小组的党员关系；清理、审查并恢复了饶世俊（饶孟文）及他自行建立的中共成都特支和各救亡团体中党员的关系。还在成都民先队、大声周刊社、星芒社、四川大学、华西大学、华西协中、中华女中等进步青年较多的救亡团体和大、中学校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基层支部或小组。1938年3月建立了中共成都市委，杜桴生任书记。

　　由于张曙时、韩天石、饶世俊等的努力，成都抗日救亡运动正向着健康的方向蓬勃发展，在这种新形势下，成都民先队始而秘密、继后半公开的组织形式，实际上已不能完全起到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的作用，因而省工委适时作出决定，既不解散成都民先队，也不发展民先队组织，“保持它的名义与组织，团结民先队的活动分子，分别吸收入党；一面以民先（队）作为青年的基础，来推动他们以其他各色各样的名义去组织学生群众”。1938年初，民先队骨干周海文、胡绩伟、张文澄、邓照明、彭文龙等先后入党后，成都民先队基本上没有开展组织活动，无论是共产党员还是民先队员，都直接在党的领导下，参加到各种形式的救亡团体中，发挥先锋和骨干作用。他们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同广大群众一起，为实现全面的全民族的解放战争而不懈努力，促进了全省团结抗战的大好局面的形成。1937年冬，四川大学、华西大学、华西协中等校民先队员，在刘湘举办的大、中学校学生战时训练队各中队里，团结同学，利用周末晚会、组织诙书会、送进步书籍给军训教官阅读等多种方式，同国家主义派作斗争，把战训队变成了宣传抗日救亡的课堂。1938年1月华大、川大的民先队员陈毅乔、周曼如按照省工委张曙时指示成立了“四川省动员委员会战训女生总队毕业同学会“（简称“战训女同学会”)，这就把大、中学校的女同学团结起来了。战训女同学会又组织“寒假乡村宣传团”，利用春节到川北城镇宣传。天明歌咏团的汤幼言、尹文媛等民先队员相继参加吴雪领导的四川旅外剧队，并在该队以戴碧湘（民先队员，原海燕社成员）为书记的党支部的领导下，同其他队员一起，于1938年5月到12月历时7个月的时间里，克服重重困难，跋山涉水先后到达彭山、眉山、健为、重庆等全省城乡演出《渡黄河》《抓壮丁》等剧目，受到沿途父老乡亲的喜爱和热烈欢迎。他们还积极参加了为响应在伦敦召开的反日援华特别会议的火炬游行，用“声振瓦屋”的救亡歌声，激励广大民众勇敢战斗，高举火把迎接抗战胜利的到来。以民先队委肖玲为团长，彭预、艾文凤、高俊等民先队员和进步青年组成的“四川妇女抗敌后援会战士服务团” 3月27日奔赴安徽青阳、木镇抗日前线，坚持为战地服务，赢得了前线川军官兵和民众的欢迎和爱戴，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6月，民先队以学联名义召开欢迎世界学联代表柯乐满等3人到成都的大会及座谈会。民先队员在学校积极支持本校抗敌宣传团的活动，到附近城镇宣传抗日救亡。他们还同其他团体的救亡积极分子一起创办《星芒》三日刊、恢复《救亡》周刊，并扩大改组为《战时学生旬刊》。

　　成都民先队同全国学生运动有着广泛的联系。3月，省工委学委委员、民先队队委张文澄和民先队骨干周曼如和进步青年胡朝芝组成代表小组，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全国学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结束返蓉后，立即向成都学生进行了传达。会议主要精神是：“实现全国学生大团结以及大会对成都学生寄予的期望……成都是全国大学所在最多的地方……因此成都成为全国学生运动的中心……现在的成都正是过去的北京。”这使成都学生明确了斗争方向，受到很大鼓舞。4月，成都民先队派队委胡绩伟出席在西安召开的民先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胡绩伟曾在梓潼遭到国民党特务无理拘捕未能到会，但大会还是选举了成都民先队队长韩天石为委员。这次大会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迁往西安后召开的。成都民先队依据会议再次确定的宗旨，在成都地区广泛团结各阶层青年，为实现民族独立，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发挥先锋作用。8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被国民党反动派强令解散前，成都民先队完全停止了组织活动。

　　成都民先队自1935年10月至1938年8月，经历了两年零十月的战斗历程，这段时间正处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各族人民从国内革命战争转变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重要时期，也是四川地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后恢复和重建的重要时期。

　　成都民先队是由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骨干和成都进步青年相结合而诞生的。从它建立起就不断得到党和全国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的指示，它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地方组织之一。

　　成都民先队始终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民先队员在抗日救亡的洪流中，以英勇的姿态站在斗争的前列，同其他救亡积极分子一起，团结广大进步青年，利用一切适合青年特点的形式，深入工农群众，开展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因此，在成都党组织尚未恢复的时候，通过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的工作，实现了党对成都地区学生和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党组织恢复和重建后，民先队直接在党的领导下，同各救亡团体齐心合力，把成都地区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她是成都地区抗日救亡运动中一支骨于力量，是党的有力助手。正如中组部(83)34号文件所指出的：“抗战前夕及抗战初期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队）……是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长期残酷的地下革命斗争中，为适应复杂的环境和完成斗争任务而建立的秘密外围组织……起到了党的助手和联系群众纽带的作用。”成都民先队无愧是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群众性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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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1 《中国共产党成都历史》笫一卷（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06年12月笫1版， 2013 年5 月笫2 版） ;

2 《八年抗战在蓉城》（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1994 年4 月成都出版社出版）；

3 《抗战风云录》（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2005 年5 月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