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市西路人好少：思南路二三事
贵阳市西路人好少：思南路二三事婆婆途中经过的皋兰路、香山路，大概是上海屈指可数的小马路，所以对小孩子来说也能一蹴而就，到了复兴中路口，就得一慢二看三通过了；过了复兴中路，那里就少有行人了，前面有好几条庭院深深的弄堂。我们知道穿过左边的一条弄堂可以到达重庆南路。不过每次来到这条弄堂口时，爸妈就像走不动似的会放慢了脚步，我和弟弟则继续往弄堂深处跑；到了弄底，往右一转弯就豁然开朗了，因为婆婆的家就在那里。到了南昌路与思南路的交叉口，我们就自动往左拐，然后一路往南而去；思南路比南昌路还要窄，还要安静；路的两侧是掩映在梧桐树下的花园洋房，斑驳的围墙呈现出名副其实的“灰”色，木质大门上挂着的各色各样的信箱像是将军服上缀满的勋章；信箱上有一家之主的姓氏，也有并列着两个姓氏的，那毫无疑问暴露了女主人在家里的地位绝不止半边天；房子虽有围墙阻隔，但大门大多敞开着，花园里无人管束的草木自顾自地在野蛮生长。皋兰路香山路
作者：PKU1981编辑部
本文来自公众号：燕园1981卌年回眸 《思南路二三事》
思南路
很久以前，我爸妈遛娃时总会去思南路，似乎摆在我们面前的没有第二条路；去的次数多了，习惯就成了自然，只要一说出门，我和弟弟不假思索就会往那条路的方向走。
到了南昌路与思南路的交叉口，我们就自动往左拐，然后一路往南而去；思南路比南昌路还要窄，还要安静；路的两侧是掩映在梧桐树下的花园洋房，斑驳的围墙呈现出名副其实的“灰”色，木质大门上挂着的各色各样的信箱像是将军服上缀满的勋章；信箱上有一家之主的姓氏，也有并列着两个姓氏的，那毫无疑问暴露了女主人在家里的地位绝不止半边天；房子虽有围墙阻隔，但大门大多敞开着，花园里无人管束的草木自顾自地在野蛮生长。
皋兰路
香山路
途中经过的皋兰路、香山路，大概是上海屈指可数的小马路，所以对小孩子来说也能一蹴而就，到了复兴中路口，就得一慢二看三通过了；过了复兴中路，那里就少有行人了，前面有好几条庭院深深的弄堂。我们知道穿过左边的一条弄堂可以到达重庆南路。不过每次来到这条弄堂口时，爸妈就像走不动似的会放慢了脚步，我和弟弟则继续往弄堂深处跑；到了弄底，往右一转弯就豁然开朗了，因为婆婆的家就在那里。
婆婆
婆婆是我祖母的二姐，我们常去看望她，我和弟弟管她叫婆婆，爸爸姆妈则奇怪地叫她“二阿伯”，至于为什么这么叫，爸爸说他也没弄明白，因为小时候大人让这么叫来着。后来我和弟弟上了皋兰路上的“二中心小学”，来回都得经过思南路，当然我们也就有了更多机会在那几条小马路上玩；爸爸姆妈见我们对思南路已是驾轻就熟了，有时就让我们自己去婆婆家，帮她干点力气活，其实无非就是去婆婆家弄堂口外去买点米面、拷些酱油。那可绝对是我们的拿手活。
在南昌路与思南路口就有一家粮店，在我家的另一边，100弄那里还有一家；买米、背米，任不重，道也不算远，但问题是我家与东西那两爿粮店的距离都差不多，我们一出弄堂，往左？还是往右？尽管这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但还是可能引发我和弟弟关于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买米要凭购粮证，还得有粮票，大多数时间里只有15块3（百斤）的洋籼米，虽说带了个洋字，可还是很硬很难吃，有时甚至还有一股子霉味；配给供应的大米（粳米）很少，所以一旦粮店里新到了大米而被居民及时发现的话，人们便会奔走相告；因为定量限额的大米不可多得，买后购粮证上有记录，所以捷足先得的居民也就乐得做个顺水人情，“思南路粮店现在有大米，16块4，快去买啊——！”偶尔还有“17块1”的更加振奋人心的消息，那当然是品质更好的大米。大家听说后，已经买了低档米而用完额度的自然后悔不迭，还有余额的就抓了米袋子三步并作两步赶着去排队。不过有时我和弟弟为了吃上大米，还得先尝尝姆妈的“麻栗子”；买米时营业员量好米后，就大声问道，“袋袋装好了吗？”顾客将布袋套牢在出米的口子上便答道，“好了！”此时闸板一抽，米就哗啦一下倾倒在袋子里；但因为我们思想开小差，彼此误以为将袋子扎紧了，结果一半米都倾泻在地上。
离我家最近的酱油店在思南路上，从粮店往北走二三十米就到了。高高的柜台上满是油光酱香，店堂里面也像是用酱油涂刷了无数遍；这跟天花板上也沾着雪白面粉的粮店就分明是两个世界了；不过酱油店虽不出色却还是胜在其味无穷，因为里面既有乳腐、酱瓜、豆瓣酱，还配备了五香粉、胡椒面等杂七杂八的调味品。我和弟弟将各自手中的瓶子递交给店里师傅后，就踩踏在墙沿上，手撑抵着柜台板面，看着他把漏斗安插在瓶口上，然后用长柄勺把酱油慢慢倒进漏斗里，瓶子里的酱油泛着泡沫渐渐升上来。姆妈吩咐我们既要买红酱油，又要买白酱油（大概就是现在老抽与生抽的区别吧）；可说实话，这可真让人费解：酱油不就是清一色的墨赤乌黑吗？！哪里还分得出青红皂白？！所以我们常常记不住各自手中的瓶子究竟该装哪一色；不过这倒不用费神去硬记，老师傅倒出瓶底残剩的几滴酱油，望闻一下就明白了。
如果是拷油的话，那我们就更不怕弄错了；姆妈要求的顺序是，先花生油，如果没有，就买豆油，花生豆油都没有，就买菜油，有点像是讨厌的绕口令，但我们还是很快掌握了诀窍；万一搞错了，我们就跟姆妈说今天没有其他油，只剩这一种。姆妈再三叮嘱，千万不要把珍贵的油票弄丢了；我想不通的是，既然油票更贵重，为啥不做成扑克牌那么大？相反它比粮票还要小；因此每次去酱油店，我们都用自己的衣裳帮姆妈多揩些油回来。
婆婆一个人住，平日里有个钟点工阿姨来干杂务活，但不知是偷懒的阿姨无为而治，还是随和的婆婆顺其自然，总之房间里依旧是乱七八糟地堆放着杂物，桌子上的瓶瓶罐罐，也是一副自由散漫的样子；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装着酱、油、醋等各色调料的瓶子上都套着一个鸡蛋壳；我当时觉得很奇特，却忘了请教其中之奥秘，以至于今天仍百思而未得其解。姆妈曾告诉我，婆婆家以前有些古董，供奉在精致的玻璃小柜里，抄家的时候，人家一看就明白那都是些值钱的玩意儿，就跟此地无银三百两似的，所以就全部给没收了。我“小时了了”地跟姆妈建议说，等下次抄家可以先“掉包”——即将酱油瓶放入玻璃柜、宝贝则随意地摊放在桌子上。不料我这聪明的主意还是遭到了姆妈的痛斥，什么下次？抄了那么多次，哪还有什么下一次？她警告我以后不许当人家的面说这种触霉头的话！
其实调料齐备，并不意味着婆婆的料理水平有多么了得或了不得；她不管荤素什么菜都“合众”放在一起“笃”（煮），然后将调料尽有应有地按“均贫富、等贵贱”的原则投入其中；据说这创意来自于宁波一道传统名菜——“逐落羹”，听上去与东北那旮旯之“乱炖”异曲同工而有得一拼。可是任凭酸甜苦辣咸在其中如何均衡地融会贯通，那五味俱全的七荤八素还是让人倒胃口。
婆婆的头发像没扣紧脑门的假发套，所以略带些“首如飞蓬”的风采。她戴一副镜片厚厚的老式圆框眼镜，笑眯眯的样子像是把五官也感动得快要融化了，因慈祥得过分就产生了些许滑稽的效果。她一见到我们，就赶紧起身翻找出古董级别的糖果盒或饼干听，从中倒出些东西要给我们吃；此时姆妈如在场，必定一个箭步抢上前去，并迅即出手接招似地要加以阻拦；她一边力劝婆婆千万别客气，一边示意我们不要再露出馋痨相，因为显而易见那些糖果或饼干也都是上了岁数了。
婆婆姓张，是浙江镇海人，她跟爸爸说话用纯正的宁波腔调，跟我们讲话就没那么重口味了，可说实话我们还是不知所云，所以就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地听她讲老掉牙的故事；婆婆的听力也不大灵，因此她跟我们说话就仿佛鸡在同鸭讲，而我们的回话更像是风马牛不相及；这种“尬聊”当然让我们是可忍而孰不可忍，因此老斜着眼去偷瞄那只老式的落地钟，巴望着它的指针能像我们抽的“贱骨头”（陀螺）一样飞速地转起来，可那长长的摆锤笃悠悠地荡来荡去，就像一个劲儿地在摇头说不；我们就借口上卫生间，随后就去楼道里滑扶梯，婆婆的家在三楼，我们就倒骑在扶梯栏杆上一段一段地往下滑，或者干脆就溜到外面的弄堂里去玩，因为爸爸总是关照我们要陪婆婆多讲些闲话，所以我们就笃笃定定地尽情玩，等到终于想起来时间差不多了，就再上楼去跟婆婆道别。
因为女儿不在身边，婆婆其实很寂寞；她早年去日本学医，后嫁给周骏彦（枕琴）先生做填房，周氏兄弟（兄长枕棋）曾分别任蒋先生凤麓、龙津中学时代的学监；后来枕琴先生与蒋因革命受挫与炒股失败而结成生死交，两人大概也因此明白了一心不能两用的硬道理，于是便舍弃了炒股的小生意，而一心一意去干革命的大买卖；周长期担任军需署署长，掌管钱粮，因此也就备受各路国军长官的尊崇（姆妈说，抄家时因发现赫赫有名的大佬来信都毕恭毕敬称周老先生为“师伯”，所以得出的结论是婆婆的反动程度相当高）。
周老先生去世后不久，蒋先生便“关注”了他的孙子——周宏涛；此时周才从武汉大学毕业；蒋先生将他找来后，布置他写一中一英两篇作文，自拟标题，内容、文体、字数均不限；周通过后，实习一个阶段，便留在蒋先生身边做秘书了。他想起少儿时代曾遇见返乡省亲的蒋氏夫妇，当时蒋见他聪明伶俐，就对他说，“等你长大了，就来跟我做事体！”只是他从来没想到，蒋先生原来不是逗他玩。
因为周老先生，婆婆成了反革命余孽，又因为周家孙子而罪上加罪，成了双重“反革命家属”。活在回忆中的婆婆，老是要跟我们讲以前革命（或反革命）的故事，可当时贪玩的我们可没兴趣听。有一次我们回家告诉姆妈说，婆婆又要讲“介石哪能哪能（如何如何）了……”姆妈大惊失色，估计是她早就听过，知道流毒的危害性，所以当即要我们发誓赌咒，绝对不许到外面去瞎三话四。
很久以后，在周宏涛的《蒋公与我》中，我读到了婆婆要讲的“介石哪能哪能......”的故事。
圣人与导师
中山故居
思南路上最出名的地方，无疑要数位于香山路口的中山故居了；香山路因孙中山的出生地——广东香山——而得名。故居所在地的东面与北面分别是复兴公园与十二中学（前身是著名买办徐润之女徐婉珊创办的启秀女中，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北大上海校友会成立后，设会址于此）的封闭围墙，南面沿街是包括中山故居在内的几幢房屋；因此路不通，便没了车来人往的纷扰，这块横向U字形的空地十分宁静；非宁静无以“致”远，所以就招致了“有朋自远方来”；大家都“不亦悦乎”地集结在这里，把它当成再理想不过的少儿乐园；至少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在周边一带出生的人，小时候都在那里学会了骑脚踏车。
1918年6月，孙中山接受华侨捐赠的房产，由原租用的环龙路（今南昌路）寓所搬迁来这里；两年后他在这里认识了陈独秀，并应邀为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题词；此后又在这里会见了共产国际特使魏金斯基；1922年8月，孙中山与陈炯明决裂，受挫后的孙更频繁地与共产国际及苏俄代表接触、会谈，希望能获得苏俄实质性的援助；当然作为条件，孙须依照民主化原则来改组国民党，中共党员则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加入国民党，当然入党仪式可不照揿手印、宣誓效忠领袖（孙）的老套路来办理；孙在自己的寓所里亲自主盟李大钊、陈独秀加入国民党。
张静江
香山路往南不远，过了复兴中路后，在那条去往我婆婆家弄堂的斜对面，也有一条封闭的小弄堂，沿马路那幢房子——思南路70号里，早先住着出身于湖州南浔富商之家的张静江。张曾任驻法使馆的商务参赞，在巴黎经商。1905年8月，张在赴法海轮上邂逅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当即表示愿意资助革命，如有急需，可随时电告，约定用英文字母来做数以万计的密码，如电文是“A”，就等于“一万法郎”，“B”，两万，依此类推；后来孙在囊中羞涩之际，便试着发了个“C”，果然不久就收到了三万法郎；孙自然是大喜过望，此后就“A、B、C、D......”一发而不可收了。张一如既往地有求必应，可见他的一诺已远远不止千金了。据说张以个人名义捐助革命的资金达110万银两。仗义疏财的张静江因此被孙中山誉为“革命圣人”。
“张原属富豪出身，党内财务，唯张所为”，孙中山的这番言语，使得中华革命党的财政部长也没啥好争的；对张静江来说，这一职位既责无旁贷，也义不容辞，毕竟那时的财政部长还真不是个好差使；随着形势向前发展，甭管是走向辉煌的阳关道，还是陷入低迷的独木桥，革命的开销也总归是越来越大。张部长为此不仅发动他老家那些富有的亲友——“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来慷慨解囊，还远赴海外去四处募捐筹款。
1920年7月，由张静江主其事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开业，这原是日本朋友在1916年给孙中山出的主意；张静江、戴季陶、蒋介石、陈果夫、周骏彦、朱守梅等都以自有资金或借来的钱款来用作为党谋利的本钱。不过当时对于股民还缺少类似“股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的教育，结果害得蒋介石为“买卖股票事，颇费思量，终宵不能成寐”（见《蒋介石日记》），一听得朱守梅告知，帮他买入的股票涨势如虹，他又“甚是惊忧”，担心朱追涨买在最高价；结果股价还真是跟着蒋的感觉走；至于周骏彦，更是“蚀煞老本”，亏到心理崩溃，两次去跳黄浦江，两次都幸亏被人拦下，差一点“壮志未酬身先死”；蒋得知后，便赶紧去让老师家里送温暖，当然也少不了把经理陈果夫、协理朱守梅两个操盘手痛骂一顿。之后蒋开始认真研读金融投资类书籍，提高了炒股水平，实现了赢利，也及时行乐了一番。尝到甜头之后，几个人一合计，决定把蛋糕做大，以便公私兼顾，既支援革命工作，也改善自己生活。蒋没有听从陈果夫急流勇退的劝告，仍在股市中东征北伐、恋战不已，最终因股市大势已去而负债累累。炒股的失利，似乎也成了蒋“对于中国社会厌鄙已极，誓必有以改造之”的因素之一。
1923年1月，孙中山赠蒋介石对联
张静江觉得炒股于蒋介石显然是学非所用，鉴于此时孙大总统在广州与陈炯明已闹僵得势成水火，身边缺乏可靠的军事人才，便再次鼓励蒋速去助孙一臂之力；蒋“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赶到永丰舰上与孙同舟共济；他不顾安危，指挥若定，最终冒着枪林弹雨，突出重围。孙从此认定蒋为“党中知兵事而能肝胆照人者”，且“勇敢诚笃，可与执信（朱执信，孙视之为左右手，1920年9月遇难）比，而知兵则尤过之”。随后蒋将自己在永丰舰上追随孙中山共克时艰的这段经历写成《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由张静江资助出版。1923年1月，孙中山因“吾弟介石属书”而写下“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语出沈葆桢之孙沈翊清《七绝》）一联，赠送蒋介石。
1923年8月，为了推动国民党与苏联的军事合作，蒋介石作为孙中山的全权代表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员邵元冲、张太雷、沈定一，翻译王登云）赴苏联考察。他对红军指战员之间的关系、苏联武器的研究及进步等均留下深刻印象；但自9月2日抵达莫斯科至11月29日离开苏联这段期间的眼见为实中，蒋也察觉并认识到“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绝不信吾党（国民党）可以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
在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下，1924年6月，黄埔军校正式成立，蒋介石因张静江的极力推荐而得以出任校长。上海原先的几位“股友”因提前得知了“内幕消息”，早已暗中积极地为他招兵买马；五湖四海的青年志士赶到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来报到、办理手续，然后集中南下广东，进入黄埔军校。
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后，举足轻重的张静江又进一步助推蒋介石登上了权力高峰。
1950年9月，张静江于纽约去世，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台北设灵堂公祭，蒋介石亲书“痛失导师”以悼念之。
“满堂花醉”的沙龙
法国音乐家儒勒·马斯南（Jules Massenet，今译马斯涅）
“马斯南是法国一个现代作曲家的名字，一旦我步入这条街，他的歌剧Le roi de Lahore（《拉合尔城的国王》）和Werther就马上在我心里响起。黄昏的时候，当我漫步在浓荫下的人行道，Le Cid和Horace的悲剧故事就会在我的左边，朝着高乃依路上演。而我的右侧，在莫里哀路的方向上，Tartuffe（《伪君子》）或Misanthrope（《恨世者》）那嘲讽的笑声就会传入我的耳朵。辣斐德路在我的眼前展开......让人想到辣斐德在La Princesse de cleves（《克莱芙王妃》）中所描绘的场景和Memoires interessants（《轶事趣闻》）中的历史场景。法国公园就是我的卢森堡公园；霞飞路是我的香榭丽舍大街；我一直愿意住在这里是因为她们赐我这古怪美好的异域感。”（转引自李欧梵《上海摩登》）
写下这段话的曾朴，曾经创作了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孽海花》，小说反映“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因“文化推移”与“政治变动”而出现的可惊可喜的现象，也明显表现出作者倾向于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思想。
曾朴1891年中举，次年赴京会试时却在试卷上有感而发，题诗一首，“......安得上书圣明君，取士不贵雕虫技......男儿快意动千秋，何用毛锥换貂珥......”（《赴试学院放歌》）；虽说其中流露出来的思想性质还没严重到像《水浒传》中“反诗”的程度，但如果出现在今天的微信群里大概也够得上立删的标准了，因此当即被取消了考试资格；这结果当然正中他的下怀，尽管令望子成龙的曾老爷子大失所望。然后他大把的时间就都泡在了同文馆（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他如痴如醉地学习法文，好在他进的是特班，不用承受正式学生的种种苦恼。
曾朴
1898年，曾朴在上海结识了“法国文学的导师”陈季同（中西文化双向交流的先驱）之后，更是“发了文学狂”。他不仅大量阅读法国文学作品和文艺批评论著，而且还致力于将它们译成中文，如法国著名文学家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九三年》、《笑面人》等都是由他最早介绍给国内读者。他自己也从旧时代脱胎换骨，成了一个对新世界充满理想的文化人。
1927年11月，曾朴与其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儿子曾虚白共同创办《真善美》杂志，专门介绍法国文学，他在马斯南路的住处（今思南路81号）也因此成了一帮热爱法国文化的知识分子的沙龙。曾虚白后来回忆说，“我家客厅的灯不到很晚是很少会熄的，我的父亲不仅特别好客，而且他身上有一种令人着迷的东西，使每一个客人都深深被他的谈吐所吸引......谁来了，就进来；谁想走，就离开，从不需要繁文缛节。我的父亲很珍惜这种无拘无束的气氛；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处处像一个真正的法国沙龙。”
《真美善》的编者之一张若谷也是沙龙中的一位常客，他曾总结沙龙人士的共同看法是，“他们认为上海的特殊情形将最终提高整个民族的美学修养。因为上海是那样的充满异国情调，与中国的其他地方那么不同，她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文化的实验室，以试验一个崭新的中国文明是否可能。”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对从未出过国的曾朴来说，他不仅把自己的家营造成了法国沙龙，且爱屋及“路”，当他徜徉在马斯南路（为纪念1912年去世的法国音乐家儒勒·马斯南<今译马斯涅>Jules Massenet而命名，今思南路）、高乃依路（今皋兰路）、莫里哀路（今香山路）、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曾朴对法国文学的偏爱是如此强烈，以致他宁可把这条以那位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的“两个世界的英雄”——拉法耶特将军命名的路要归属于文学家拉法耶特夫人）时，不由自主地就进入了马斯南所作“冥想曲”的境界。
孙中山手书贯休诗句赠张静江
无独有偶，与如沐春风的曾家沙龙相比，相去不远的张静江府上（今思南路70号）也是“满堂花醉”的热闹景象（孙中山曾以贯休诗句“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书赠张静江）。1927年11月，蔡元培在主持了国立音乐学院的成立典礼后，假座于此主持召开了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成立大会；他任命林风眠为主任委员和美术博物馆筹备员，并准备召开全国的美术展览，筹设国立艺术大学，以此来实践他的“以美育代宗教”之说。群贤毕至，也是集一时之盛；只不过当时的报道“张冠李戴”——把集会地点的张府误作了李石曾宅邸。
李石曾
跟张静江富商家庭的出身虽有所不同，李石曾的家庭成分也有很大的问题，其父曾任军机大臣；这也似乎应了后来的流行说法——每个人的出身无法选择，但人生可以选择；所以李也因“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而积极投身于革命；只是他们所从事的革命与后来的概念完全是两码子事了。
1906年，李石曾与张静江、吴稚晖等在巴黎组织世界社，以实现 "设立学校" 、"发扬学术" 、 "普及文化" 、 “改进社会”的理想。随后他又学以致用，根据早先在巴黎大学学生物，研究大豆的结果，开办了大豆公司，用机器制作豆腐。而求学办厂的成功经验显然给予了他关于勤工俭学的启示。
李石曾手书
1917年，李石曾应蔡元培之邀到北大生物系任教，同时继续完善之前与蔡共同建立的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创办留法工艺学校、留法高等预备班；1920年，李利用对法国的庚子赔款创建中法大学，希望中国学生能通过在法国的工作、学习，达到“输世界文明于国内”的目的。李石曾对文化教育的贡献其实远不止此，1927年4月，他提议创设中央研究院。
1973年9月30日，92岁的李石曾在台湾去世；他一生创办了无数的“企事业单位”，却并没有留下私产。
天子门生与民国元勋
除了“张冠李戴”的70号，其实弄堂里的另外五幢房子（思南路60-68号）也在张静江与其侄儿名下；张一直致力于造福民众的经济建设，但搞建设其实跟干革命一样也都需要花钱，当公家的资金周转不灵的时候，就不得不以自有资金来垫付了。于是张将思南路上的房产逐步转让给了魏道明、郑毓秀夫妇、陈和铣等人，司法部长王宠惠则入住了其中的62号。
王宠惠获得的“钦字第壹号“毕业证书
1900年正月，创办于1895年11月的北洋大学堂迎来了首个毕业季，工程、矿务、机器、律例（四门“专门学”）的24位学生，除去国外游学、半途辍学、以及挂科两门而复读留学的，只有18人毕业，那场面当然就远不如今天的热热闹闹、皆大欢喜，好在有级别不低的领导——钦差大臣——莅临指导，所以仪式也还算隆重；其中才过18周岁的王宠惠经过四年苦读，完成了律例学门（即后来的法科、法律学系）必修的“富国策、通商约章、律法总论、罗马律例、英国合同律、英国罪犯律、万国公法、商务律例、民间词讼律、英国宪章、田产易主律例、船政律例、听讼法则”等20门课；他除了几门副课分获96、97、98、99分之外，其余课目均为满分100分。经钦差大臣裕禄“复加考核”后，名实相符，因此“给付考单，俾该生执以为凭，以便因才录用”。因成绩太优异，王宠惠获得了“钦字第壹号”毕业证书（当时叫“考凭”）；这便意味着他获得了中国政府颁发的第一张现代大学的毕业文凭，大他三岁而与他一同入学的哥哥王宠佑则获得了矿务学门的毕业证书。
当时北洋大学堂的总教习为美国人丁家力（Charles Daniel Tenney）以美国名校作为办学旨规，教员中也以美国人为主，所以“课程安排、讲课内容、授课进度、教科用书，均与美国最著名之哈佛、耶鲁大学相伯仲”。随后在北京等地爆发的庚子之乱，使得一张平静的书桌都难以安放，年初才颁发了大学毕业证书的直隶总督裕禄于八月初自杀身亡。开办于1898年7月的京师大学堂也因此未能使学业继续正常开展，它的第一张毕业文凭要直到1907年3月才正式发出来。
王宠惠
1901年，王宠惠因获得招商局、电报局的公款支持赴日留学，翌年转赴美；生活窘迫时，孙中山以党内经费接济；孙认为“培植一个国际知名的法学家，其重要且过于十万雄师”。1906年，王宠惠获耶鲁大学民法学博士学位，随后赴欧继续研习考察法律，期间他将1900年施行的《德国民法典》译为英文，该译本于1907年在英国出版后，被国际法学界公认为标准范本。
1911年4月，清廷电召王宠惠回国参与宪法修订，只是为时已晚而无力回天了；王南下广州加入同盟会，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他出任外交总长，成为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
此后他吸收符合现代法律精神的观念撰写了一系列法学著作，为司法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30年王宠惠成为海牙国际法庭的正式法官，1943年11月，他陪同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是中、美、英具体谈判中的中方实际负责人，在他起草的《关于设立四国机构或联合国机构问题》（作为蒋介石个人意见提交美方）中，提出中国对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的基本立场，即维持包括中国在内的四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特殊地位，并且坚持在《开罗宣言》中维护中国领土主权；1946年4月，王宠惠作为中国全权代表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并参与制定《联合国宪章》。
北洋大学的法科最终在1917年因北大蔡元培校长的建议，并入了北大（北大的工科归入北洋），原来北洋法科的预科生毕业后升入北大本科。1916年冬天考入北洋法科预科班（预科学制半年）的徐志摩因此成了北大的学生。
尽管北洋大学的法科存在的时间不算长，但“北洋大学遥栽桃李，开启我国高等法学教育之先河，造就出众多法律人才”（北洋大学矿务系1917级校友陈立夫语）。
如今走在思南路上，经过香山路的中山故居时，路口已有大铁门当道，每逢孙中山生卒年或五或十的纪念日时，市里领导会来到这里，向这位联俄容共的伟大先驱者鞠上几个躬；过了复兴中路，那条通向婆婆家的弄堂也不能通行了，周边一带房子的围墙被打通后改造成了“思南公馆”，斜对面早先的“张公馆”弄堂也装了铁门，闲人莫入。
记得小时候，随了爸妈走在这条路上时，爸爸常会指点着周围的老房子说，这里以前住着什么人，干了些什么；尽管我不可能生出曾朴那样关于法国文学的联想，但他提到的那些将军如李烈钧、程潜、陈仪、朱绍良、余汉谋、杨森、卢汉、卫立煌、王耀武等，还是能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打仗的历史场景。
姆妈也喜欢把这里当成课外讲堂或是教育基地。她会领着我们走过那几条弄堂，继续前行，不多一会儿，就到了广慈医院的后门口；当然我们早已知道自己出生在这里，只是后来它似乎变成了专治“小儿多动症”特色医院；她屡次告诫，已准备随时将对我们的“心理辅导”推进到临床阶段。
姆妈对我们开展的其实是一条龙再教育。如果说医院门口的“课堂”还是初级班的话，那么再往南走一百来米，我们就一下子“跳级”进了提高班。她要求我们像欣赏一幢精美绝伦的历史建筑那样务必仔细观察，并提纲挈领地指点那房子高耸的围墙、墙顶上围绕四周的铁丝网、以及铁丝网不仅带刺而且还带着看不见的高压电，不用她提醒，我们也能看见大门口守卫的武装军人手持着枪，当然我们也认识门边牌子上“卢湾区第二看守所”那几个字；那里可不能随意进去，进去的话出来就没那么随意了；于是姆妈就在外面现场开讲；那里面关押着的可不是什么好人，所以也就活该没什么好果子吃了，他们要尝遍里面应有尽有的种种酷刑的折磨，就像落到坏人手里的革命志士要经受百般考验；为了让我们能感同身受，她也尽可能讲得绘声绘色，那丰富多彩的种种刑罚听上去无异于色香味俱全的满汉全席；不过“绝知此事要躬行”，她最终让我们怀疑她像是里面的常住人口似的。
思南路上的老房子
当我和弟弟进入初中后，不知道是我们怎样的具体表现终于使姆妈放下心来；她判断我和弟弟长到这么大，应该“魂灵植进”、“难得糊涂”了。有一天，我们又走在思南路上，刚拐进那条再熟悉不过的弄堂时，姆妈忽然手指着左边的一幢房子说，那就是我们家以前的老房子......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推荐阅读
陈雁：南昌路二三事
陈雁：“双胞胎”
本公众号敬邀大家踊跃投稿
投稿邮箱：editor@pku1981.com
公众号编辑：杜若明、施丹、周湘、杨洪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