洱海旅游攻略 一天（苍山洱海下有一片喜乐之地）
洱海旅游攻略 一天（苍山洱海下有一片喜乐之地）“有些匾额上刻有‘大夫’喜洲人对匾额有种近乎狂热的执迷，在喜洲的古宅中，随处可见大量匾额。作者拍摄。（大约从五月到九月）可以说，这些住宅在赏心悦目的美学方面达到的成就，大大挤占了房屋本身的实用性。但诚如许烺光所敏锐指出的那样，“房屋住宅与其说是众家庭成员用以栖身的舒适之地，还不如说是整个家庭——包括死去的，活着的，未来的家庭成员——社会威望的象征”——房屋的装饰越是雕梁画栋、踵事增华，闲置的建筑面积越大，无用的空间占据得越多，这些所谓的无用之物的用处就越能显示出来：住宅的主人拥有足有的权势、财富和威望可以耗费在这些无用而华美的装饰和闲置的空间上安然处之，而不是那些每天为栖身片瓦和果腹食粮奔走的升斗小民。由此，也就不必奇怪喜洲那些古宅中鱼鳞般重叠悬挂的各种匾额，大门之上，房厅之内，有时可能会同时悬挂三四块写有功名官职或是荣耀恩典的匾额。让人眼花缭乱，深深叹服这家不愧是书香门第、世代簪缨。但就
令人目眩神迷的斗拱和木雕装饰。作者拍摄。
这段描述当然还是出自许烺光之手。不过，这位人类学家眼中的喜洲建筑所蕴含的意味并不仅仅是美学和实用主义的——事实上，许烺光对喜洲建筑的实用性颇有微词：
“第一，所有的住宅对于主人家来说都显得过大，不仅一些小间房屋空着，甚至整排房屋都闲置无用。第二，由于房屋的前廊檐很宽，因而一楼的大部分房间
（使用率最高）
都很黑暗。院子四周都是房屋，造成院内日光照射时间短。第三，除了二院式住宅中间的一排房屋以外，一楼的其他房间通风很差，室内非常潮湿，二楼的房间，虽然通风较好，但避风雨。屋顶的瓦片没有很好地粘接。雨季来临时（大约从五月到九月）
，二楼的室内很难找到一块干地。”可以说，这些住宅在赏心悦目的美学方面达到的成就，大大挤占了房屋本身的实用性。但诚如许烺光所敏锐指出的那样，“房屋住宅与其说是众家庭成员用以栖身的舒适之地，还不如说是整个家庭——包括死去的，活着的，未来的家庭成员——社会威望的象征”——房屋的装饰越是雕梁画栋、踵事增华，闲置的建筑面积越大，无用的空间占据得越多，这些所谓的无用之物的用处就越能显示出来：住宅的主人拥有足有的权势、财富和威望可以耗费在这些无用而华美的装饰和闲置的空间上安然处之，而不是那些每天为栖身片瓦和果腹食粮奔走的升斗小民。
由此，也就不必奇怪喜洲那些古宅中鱼鳞般重叠悬挂的各种匾额，大门之上，房厅之内，有时可能会同时悬挂三四块写有功名官职或是荣耀恩典的匾额。让人眼花缭乱，深深叹服这家不愧是书香门第、世代簪缨。但就像许烺光有些刻薄地揭露的那样，这些炫耀家族功名荣耀的匾额里面的水分很大：
喜洲人对匾额有种近乎狂热的执迷，在喜洲的古宅中，随处可见大量匾额。作者拍摄。
“有些匾额上刻有‘大夫’
（一种适合于多种级别的官职。这一头衔可能授予曾担任县或是地区政府第三助理的老父亲。）
字样，标明此家庭乃‘大夫’之家。但匾额上既不说明属于哪一级的‘大夫’，也不指明得到这一荣誉的人的姓名。有些匾额上刻有金光闪闪的四个大字，说明家族‘深蒙皇恩’。这样一块匾额可能仅只说明家中一成员系光绪皇帝时府学中的一员而已。他要么可能已经通过了初试，要么就是用钱买到了这个学位。这样的荣誉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是没有人刻匾张挂的。喜洲镇也有将这种荣誉刻匾为‘初履仕途’。”这里需要为喜洲辩白一二，这类夸饰家族荣耀的匾额实际上俯拾皆是。我在四川、贵州和福建考察时经常可以看到这类雕工精细内容华而不实的匾额四处张挂，有些匾额甚至跟房主人的家族毫无关系，只是花钱买来作为厅堂装饰。追名逐利是人性本能，就像飞虫追逐灯光一样。而喜洲人悬挂这些匾额也并非都是沽名钓誉，查考这个村镇的历史，就会发现喜洲完全当得起悬挂在它头顶的那些匾额。
明清两代，喜洲共出过34名进士和180多名举人和贡生。作为一个西南地区的偏远村镇，数百年来文风之昌盛，即使目的是对功名利禄的渴求，也值得称道。喜洲人对文化的崇信之深也随处可见。那些粉白墙壁上经常会题写韵语格言或是诗词歌赋。
这些文字不仅出现在白墙上，也写在照壁上、砖雕上，甚至在参观一座古宅时，一抬头，就发现连廊的梁柱上居然都镶嵌着一则治家格言。在喜洲游览时，你很可能会看到一家父母领着牙牙学语的小孩儿指着墙壁上喜洲先辈留下的诗词格言，不厌其烦地教他识文认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喜洲镇就是一本语文教科书。
在这些写满诗文格言的建筑装饰中也有异类。许烺光就在一户人家的墙壁上，看到一幅难以形容的有趣图画：“画中有四种交通工具：在画的左边是一幢五层摩天大楼修建在海滩上。海上有一艘轮船，空中有两架飞机，岸上还有一列飞驰的火车。大楼前面，一个车夫赶着一辆马车”，由于画面安排的缘故，这一奇趣景象更像是一场大型交通事故现场：“那艘轮船似乎要冲上海滩，空中的两架飞机眼看就要相撞，赶车的车夫看起来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他的马车就要被飞驰而来的火车撞得粉碎”。
但这幅画其实并没有特殊含义，它只是表现了一种新的时代风尚，但却用传统的手法绘制出来。如果一定要说它背后有何深刻寓意，那应该说是，尽管地处西南边地，但这个村镇并不闭塞，而是愿意以开放的心态拥抱这些外来的新鲜事物。
图绘这幅有趣壁画的宅邸，属于喜洲四大家族之一严氏一族。今天，严家大院依然保存完好，是喜洲观光客们打卡必去的网红景点。比起那些古老的世宦门第，严家大院的历史很是年轻，它兴建于1919年，创建者严子珍也并非考取功名或是仕宦为官，而是一名成功的商人。
在喜洲，商业和仕宦是个人和家族发迹的两条大道。尽管在刻板的印象中，传统社会官与商是两途不相交汇的分径歧途，但对喜洲人来说，官与商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当朝高官与巨商大贾同样会受到乡人尊敬。导致这一切的原因，却并非是因为喜洲是一片丰饶之地，恰恰相反，这是一片“土瘠水寒，物产至啬，五谷所纳，不足岁贡”的荒僻贫瘠之地。
随着明清时代人口增殖，本身就匮乏的资源更无力滋养当地民生，一如《大理县志稿》中所叙述的那样：
“清雍、乾、嘉、道间，人口繁重，生计日艰”，因此喜洲人不得不“穷极思变，于是合群结队旅行四方，近则赵、云、宾、邓，远则永、腾、顺、云。又或走矿厂，走夷方，无不各挟一技一能，暨些许资金，以工商事业随地经营焉。”
从这一角度来讲，喜洲的商业发展可谓“贫瘠的馈赠”。严子珍历经坎坷的商业发迹之途，尤为堪称一部励志加商战的经典连续剧。童年丧父，母亲改嫁，被迫将原姓杨氏改为严氏。十五岁便独立门户，以微薄的借贷资本起家，终于在1903年创立了云南最重要的商号之一“永昌祥”。
业务领域囊括从鸦片、白银、茶叶到生丝、面纱、机器。其中以沱茶名声最著，几乎占据了云南沱茶的半壁江山。这家商号也广泛地投资工矿、金融产业。到1950年公私合营进行清产时，永昌祥在国内拥有总号两个，国外分号六个，国内分号70余个，仅流动资本就折合黄金1.5万两，其中还不包括他的3000余亩田产和私宅地产。总资产折合旧币人民币324亿元。按照购买力来折算，相当于今天4.53亿元，而这还是1947年后永昌号资本受损，辉煌不再时的资本。
从某种意义上说，严家大院壁画上描绘的火车、飞机和轮船，可以说正是严氏家族商业帝国扩张的主要方式，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网络，将商品与资本扩展到全球各地。以追求利益为目的的商人，应该是对时代风向最敏感的人，也是最容易建立起开放包容心态的人，为了获得利益，他既可以依从于传统，也可以接受新鲜事物。
货物与资本的流动也让他的足迹必须踏遍天南地北，去寻找投资和牟利的市场。而传统文化的乡梓宗族观念，又让这些喜洲商人们将在外面收获的财富输回家乡。就像喜洲当地俗谚所云“外面挣钱，回乡撒钱”。
这些注入的资金，除了修建气派华丽的私宅之外，大量投入到家乡的建设之中，其中很大一批都流入到公共教育资源之内。严子珍独立捐资10万元创办了喜洲两级小学和女子小学，与其他富商一起捐资倡建喜洲五台中学和苍逸图书馆，慷慨资助乡人子弟向外求学，甚至是留学海外。
而这些海外归来的学子，拥有更广阔的眼光，将会以自己的所学获得更多的财富，服务自己的乡梓。
从某种意义上说，喜洲这座辟处西南边徼的小镇，可是说是那句老掉牙的俗语“知识即是财富”的经典样本。在名利心的天秤上，喜洲人将知识的价值衡量得一清二楚。这也是为何这座小镇，在乱世洪流中，竟然可以以一己之力支撑起一座名扬海内的高等学府。
4 战乱时代的世外桃源：将喜乐进行到底
战争像手握镰刀的死神四下收割生灵，恐慌如瘟疫一般在逃难的人群中传染。1938年那个战火焦灼的夏日，华中大学在日军战机的轰炸下，被迫踏上漫漫逃难之路。这样一座地位煊赫的高等学府，就像一个散发着诱人芬芳的标靶，有着强烈的吸灾能力。从武昌到岳阳，从岳阳到长沙，从长沙再到衡阳，这座学校在楚江湘水之间颠沛流离，几乎每到一处，战火就追逼而来。这一年冬天，学校终于暂时落脚桂林，恢复开课。但一个学期尚未结束，桂林也陷入了频繁的空袭之中。
“那时日本人扔炸弹，都是燃烧弹，落地一爆炸，就是一片火海”，一名叫桂湘云的华大学生多年后，仍然对空袭时的恐怖记忆犹深：“每天上午9、10点钟左右，警报就响了，我们就从教室拼命地向防空洞跑。家里给我们每个孩子背一个书包，里面装着换洗的衣服。”
疲于跑警报的华大师生，不得不在次年2月再度踏上流亡之路。这一次，他们打算寻找一个读书声不会再被轰炸打断的地方，彻底安稳下来。但很遗憾的是，他们最初的选择，是昆明。当时的昆明，是名震中国的西南联合大学的所在地。这所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名校组成的联合大学，是名师荟萃，学生云集的战时学术中心，至今它的赫赫盛名仍如神话传奇般熠熠生辉。
华大的校长，出色的教育家韦卓民也是看中了西南联大卓越的师资力量和昆明作为云南省会的地位，打算将华大迁至此处。但就在他筹谋迁校昆明之时，他遇到了喜洲严家大院的主人严子珍。华大迁校云南的消息，对严子珍来说，就像是一笔数额巨大的商务投资。他力劝韦卓民放弃将华中大学迁往昆明，改迁喜洲。面对韦卓民的犹豫不决，严子珍向他保证华大的师生会在喜洲得到非常良好的帮助和照顾。
不得不承认，将华中大学迁到喜洲，是一个极为明智的决定。就在华大迁往喜洲后不久，1939年10月13日，一百多枚空袭炸弹落在西南联大校舍上，在之后的三年里，身处昆明的联大学生遭受着当初华大学生在桂林的困苦，在密集轰炸最严重的时候，联大学生不得不每天都疲惫地奔波在跑警报的路上。可以想见，如果华大迁往昆明，定然也难逃此劫。
联大的学生们也发现，昆明人对这些学术难民们最初并没有表现出友好的态度。一名联大学生抱怨道：“云南人相当真诚朴实，但他们的仇外心理十分强……他们从未愉快地帮助过我们，却似乎存心跟我们过不去。”昆明人与联大师生之间的磨合持续了将近一年时间才算相处融洽。随着战事升级，物价也跟着飞涨，许多联大学生不得不典衣当书，吃一种混合着沙砾、石子、棉絮和老鼠屎的联大特色美食“八宝饭”勉强果腹。
与之相比，迁往喜洲的华大师生却发现，自己几乎可以说是来到了一片梦幻般的世外桃源。他们刚一到达，就受到了喜洲当地以严子珍为首的严、董、尹、杨四大家族和几乎全部镇民的友善欢迎。他们将宽敞的大慈寺洒扫出来，作为华大的临时校舍。学生们则住进了喜洲各家的祠堂和住房。日军的战机从未对这座偏远的小镇产生过任何兴趣。这里就像是一片时间被摁下暂停键的遗忘之地，与战火纷飞的外界处于两个互不干扰的时空。阅读华大师生的喜洲求学回忆，就像是看一篇暑假游记。一名叫尹尧举的学生兴致勃勃地描述了喜洲怡人的气候和风景：
“云南喜洲四季如春，一套西服我们可穿四季，只要一件毛衣就可以过冬了。在喜洲的西边是苍山，东边则毗邻洱海……这是一个比较安静、山清水秀的小镇，大家都很喜欢它。很多从沦陷区或广东、香港来的同学都感到很舒服。到过大理的外国人称喜洲是‘小瑞士’。”
他也描述了夏天他们“躺在洱海之滨细软的沙滩上睡觉，就像野鸭子一样”，每到假日，学生们便出外郊游野炊。当然，对学生们而言，除了学业之外，最重要的便是填饱肚皮。喜洲的华大学生们惊讶于当地低廉的物价和新鲜的美食，一名学生回忆道，洱海“水很蓝，很漂亮，湖里有很多鱼，有一种鱼叫弓鱼，很好吃”。喜洲的回教徒，“每天杀一头牛，熬一锅汤，肉都切成一块块的”，肉虽然要钱，但对那些贫寒学子们来说，免费的醇厚肉汤却可以喝个饱。除此之外，“喝牛奶加乳扇和鸡蛋，买来晚上的宵夜，还要放糖。他们还买一种用核桃仁的糖来吃，也不贵。当时一种雪梨
（火把梨）
，是红的、酸的，另有一种绿的雪梨，是甜的”，而且纯朴的喜洲人卖梨几乎是买一赠一，使价格更加低廉。最令这些总是饥肠辘辘的华大学生们感动的，是喜洲人的热情好客可以充分满足这些年轻学子们贪食的胃口：
“喜洲当地的四大家族以及一般住户，只要举办红白喜事，总不忘邀请华大师生入席三天
（男同学毫不客气成了连续三天的当然客人，趁机‘打牙祭’。多数女同学只去一次表示祝贺）
。许多当地女孩都想找一个华大女生做她的干姐妹。我的干妹妹结婚时请我为她化妆，送上花轿，依依不舍，很重感情，还请了本镇的乐队吹打唱跳，非常热闹……我们走出校门不管多远，只要到了吃饭的时候，就有人主动拉我们到家里吃饭。他们有饵块，干巴牛肉，牛奶烧鱼，牛奶烧白菜，等等，都非常可口，在学校是完全没有的，吃完还不肯收取分文，真不好意思白吃白占。”
喜洲大慈寺，如今已经建成“华中大学西迁纪念馆”，图片来自“华大之声”。
喜洲人的热忱帮助，华中大学也投桃报李。喜洲当地士绅兴办的五台中学，成了华大学生的教育实践基地，解决了困扰当地的师资问题。华大在生化理工学科的国内领先地位，也让喜洲商人找到了投资机会，他们资助学生在喜洲创办酒精化工厂和制革厂，设计了花溪水电站。
喜洲也因为华中大学的所在，成为了众多流亡云南的学术大师们纷至沓来的考察之地。西南联大的教务长、历史学家郑天挺就在1944年7月从昆明抵达大理进行访古考察，特意前往喜洲，他称喜洲“风景绝佳”，从某种程度上说，喜洲之行与他跟华大师生的接触，多少也对他倍感焦灼的内心是一种安慰。此时的西南联大正处于激烈的内讧争斗之中，北大与清华之间因为拨款分配问题争执不休，联大几乎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
几乎可以想见，如果抗战没有在1945年结束的话，那么西南联大很可能会步上当初西北联大的后尘以解散告终。这与华大在喜洲遗世独立的纯粹学术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作者当成旅游指南而大量引用的人类学名著《祖荫下》的作者许烺光，同样也是一起学术内讧的落败者。他原本受同门师兄社会学家费孝通的邀请，到云南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工作，但因为和同事，也是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教授陶云逵龃龉不断，遭受排挤，只得离开。华中大学及时聘请他任教本校，让他有充足的时间和资源完成日后这部引起学界瞩目的人类学名著。
在战争肆虐的乱世中，喜洲成了一片学术净土，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奇迹。但这个奇迹从某种程度上说，又顺理成章。这是一个以商业和功名两条腿走到今天的西南村镇一笔富有远见的文化投资。每一名热情接待华大师生的喜洲人都是投资人，他们以数百年来投资商业和功名的眼光看到了回报之优厚，在于将这座古老传统的小镇，引入现代化的潮流之中。
在我离开喜洲后，我在云南近代的文献中偶然查到了一份特殊的档案：1941年4月23日的《云南省政府公报》
（密党字1796号）
《令为据呈大理县已故绅民严子珍遗嘱献金为个人冠军请予褒奖一案仰即知照》。三个月前去世的严子珍特意在遗嘱中为“抗战七七献金运动”捐赠一万元国币，这是这位华中大学迁校喜洲的邀请人，喜洲商帮的领袖人生的最后一笔投资。
夜晚的喜洲。喜洲到夜里七点钟各家商铺就已放上门板，整座镇子也沉入一片静谧的安睡之中了。作者拍摄。
可以说，财富与文化在喜洲达到了一种和谐的循环。名利之心也成为了这座城镇在时代中驱动向前的马达。文化是它的机芯，而金钱则是它的齿轮和润滑油。
这个马达隐藏得如此之好，以至于当你走在喜洲的大街小巷时，完全嗅不到一丝金钱铜臭的气息，只会觉得满眼都是书香逸趣。纯洁的天空，洁白的云朵，倒映在洱海的波光粼粼之中。
